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办法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办法》已经1999年12月13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促使行政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各级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执法机构），必须依照本办法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指各级行政执法机构依照法定的管理权限，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执法权逐级分解到每个行政执法岗位，实行量化管理，并对其进行监督、考评和奖惩的工作制度。
第四条 行政执法机构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坚持职权法定、权责明确、公开公正、有错必纠、责任自负、高效廉洁的原则。
第五条 行政执法机构应当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接受政协及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接受司法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的监督，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
第六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构负责本单位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和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领导所辖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机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和实施。具体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
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构的负责人是本单位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第一负责人，负责领导、组织、监督本单位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和实施。
第八条 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时，行政执法机构层级之间执法职责的划分按照属地管辖的原则依法确定，重大、复杂、疑难事项由上级行政执法机构直接处理。
同级行政执法机构之间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享有的行政执法权存在重叠、冲突的，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查，逐级上报有处理权的国家机关确定。
第九条 行政执法机构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中办事的条件、程序、期限、结果等；有条件的部门应当积极推行直接办理和社会承诺等制度。对属于本行政执法机构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对不属于本机构职
权范围的事项，应当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机构提出申请或者转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条 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必须明确规定以下内容：
（一）明确行政首长的执法责任；
（二）确定内部机构的执法权限、执法责任以及执法目标；
（三）确定执法人员的执法职责、权限、工作目标，以及对执法人员勤政廉政的具体要求；
（四）制定对各内部机构和执法人员完成执法职责、工作目标情况的考核办法；
（五）制定奖惩及国家赔偿的追偿办法；
（六）其他需要规定的内容。
第十一条 为保证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落实，各有关行政执法机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本单位的法定职责，建立健全下列行政执法工作制度：
（一）执法人员培训、资格管理制度；
（二）调查取证、案件审批、执法文书、档案管理、重大案件备案审查等制度；
（三）执法统计制度；
（四）国家机关收费及罚没财物收缴管理制度；
（五）行政执法考核评议制度；
（六）设立举报电话，接受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制度；
（七）法制宣传工作制度；
（八）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应当建立的其他制度。
第十二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定期对照行政执法责任制及其配套工作制度，综合检查、考核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
行政执法机构执法责任制考核工作由其行政首长组织实施，重点是对其下属机构和执法人员进行考核。
第十三条 在行政执法机构内部考评的基础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行政执法机构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情况的检查考评。重点是对行政执法机构负责人的检查考核。检查考核的主要内容有：
（一）建立和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总体情况；
（二）行政执法人员接受培训、持证上岗以及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三）执法依据、执法主体、执法程序、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文书规范等情况；
（四）行政执法责任制配套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
（五）建立和执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的情况；
（六）参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
（七）行政执法成效的情况。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构的行政首长发现本单位行政执法人员未依法执法的，应当主动依法及时纠正，并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上级行政机关发现下级行政机关未依法执法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上级行政机关有权直接处理，并对其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行为经法定程序被依法确认为违法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责任人，并按照管理权限由有关部门对其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行政执法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自行决定的，该行政执法人员为责任人；
（二）行政执法人员超越职权或者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该行政执法人员和疏于监督管理的直接负责人员为责任人；
（三）行政执法人员呈报错误，行政执法机构负责人批准的，该负责人和行政执法人员为责任人；行政执法人员呈报正确，行政执法机构负责人批准错误的，该负责人为责任人；
（四）行政执法机构负责人直接命令行为的，该负责人为责任人；
（五）行政执法机构领导集体讨论决定的，该机构行政首长和赞同该决定的负责人为责任人。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和实施情况的监督，严格对行政执法机构和行政执法人员违法违纪责任的追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发现有未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不按照规定执法、徇私舞弊、不履行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等情形的，应当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在60日内作出处理。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构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建立和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行政机关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按照管理权限由有关机关对其主要负责人给予记大过，直至降级、撤职处分。
第十八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构制定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及其配套工作制度，应当书面报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第十九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内容及量化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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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内容及量化指标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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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成基础工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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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行政执法责任，执法责任量化到岗位、执法人员 | 4|
|（二）完成行政执法证件申领或者备案工作 | 4|
|（三）组织培训行政执法人员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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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执法行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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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全执法程序和规范执法文书 | 4|
|（二）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没财物收缴合法 | 4|
|（三）办理行政许可证（照）合法率达98％ | 4|
|（四）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合法率达95％，其中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 4|
| 合法率达100％ | |
|（五）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合法率达9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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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和执行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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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性文件备案率达100％，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无差错 | 8|
|（二）建立法律、法规、规章执行情况报告制度，开展执法情况检 | 5|
| 查，报送实施和检查情况报告 | |
|（三）按期报送行政处罚情况统计报表 | 4|
|（四）建立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制度，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 | 4|
| 率达100％ | |
|（五）建立行政处罚听证制度，依法组织听证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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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复议、诉讼和赔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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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复议案件受理率达100％，行政复议维持率达80％ | 4|
|（二）行政赔偿案件受理率达100％ | 4|
|（三）行政诉讼维持率达8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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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和执行行政执法违法责任追究制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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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行政执法违法责任追究办法，明确具体办事机构 | 6|
|（二）建立行政执法投诉制度，投诉受理率、处理率达100％ | 8|
|（三）对行政执法违法案件纠正率达100％ | 8|
|（四）对行政执法违法责任人追究率达10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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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是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内容及量化的推荐意见，各行政执法机
构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量化考核标准，并报省政府法制机
构备案。



2000年1月6日
事实婚姻案例分析
（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

案情：
自诉人，袁红，女43岁，北京市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被告人，张志国，男，42岁，现为旅日华侨，在日本横滨某电器工程公司工作
1984年，原告和被告相识并相爱。1987年，原告和被告同居，时年原告25岁，被告24岁。1990年10月，被告准备出国，因为怕被拒签，所以与原告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而没有办理法律的结婚登记。1992年8月，被告回国探亲，双方仍然保持同居关系，一个月后被告再次出国日本人那继续学业。1992年10月，原告欲想到日本探亲，遂开始比较频繁地与被告电话联系。一次偶然中，发现接听电话的人是女性，并声称是被告的妻子并且已经怀孕，原告大吃一惊，遂通过中国外交部驻日本大使馆查询，获悉被告确实与一沈姓中国女公民于1992年2月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1993年11月，原告向自己住所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确认被告构成重婚，并要求撤销被告与沈姓中国女公民的非法婚姻关系。


一、在本案中的自诉人和被告人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
事实婚姻通常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但是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被当地群众公认为已经形成夫妻关系的一种共同生活状态和行为所构成的共同生活关系。由此，我们认为事实婚姻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均无配偶，有配偶则构成事实重婚；（二）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都具有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三）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具备公开的夫妻身份，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四）事实婚姻违反了婚姻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有的学者还将事实婚姻归纳为如下六个特征：1、主观目的性。即当事人双方主观上具有创设夫妻法律关系、永久共同生活之意愿，且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2、客观现实性。即当事人双方有共同的婚姻居所，且有共同的性生活、经济生活与物质生活，或者可能有共同的子女。3、关系公示性。即当事人双方对外宣称其为夫妻，且不特定多数人也公认其为夫妻关系。4、实质符合性。即双方符合法定结婚实质要件。5、形式欠缺性。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6、时间限定性。即前述五个特征必须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全部具备了。 虽然这种观点还有值得商榷地方， 但还是比较全面、形象的概括出了事实婚姻的特征。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将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和非法同居进行区别比较，以期对其进行更好的理解。合法婚姻的成立应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即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达到法定婚龄且没有法律规定的结婚禁止性条件；同时完成婚姻成立的程序和法定手续，才为合法的婚姻关系，而取得法律效力、得到的社会承认。而对于事实婚姻，一般认为只具有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而缺少合法的程序和法定手续，即形式要件。非法同居是指当事人双方秘密地或公开地以通奸、姘居或同居为形式而结合的违法两性关系。在时间上一般表现为短暂、临时的特点。除了事实婚姻之外，其他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的男女关系，均为非法同居。
具体到本案中，自诉人袁红和被告人张志国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我们需要弄清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主观一致性，即男女双方在主观上是否均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2、双方关系的公示性，即有没有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3、实质符合性，即双方是否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4、时间特定性、即他们婚姻是否在法律承认的时期内存在，具体到本案，则要考查诉讼发生的时间。只有同时具备了上述四项要求后，方能认为自诉人和被告双方事实婚姻关系成立。在本案中，自诉人和被告人两人同居时，袁红25岁，张志国24岁，且双方均为未婚，因此他们的同居应视为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原被告两人于1984年相识并相爱，1987年遂同居在一起，1990年，被告因为出国怕被拒，双方才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法定的婚姻登记程序，而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1992年，被告张志国回国探亲，双方仍旧保持此种同居关系。直至1993年11月，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从时间跨度上看，双方从相识相爱到关系最终破裂历时9年有余，在此漫长岁月中，双方显然是抱着一种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否则，他们早就莺飞雁散，而不会延续这样一段马拉松式的两性关系。关于双方主观上共同长久生活的一致性我们还可以从1990年10月，男方张志国准备出国深造，因害怕存在婚姻关系而被拒签，双方办理世俗的婚姻仪式以予代替的事实得到证明。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被告在从1984年至1993年长达9年的时间里，一直相濡以沫，共同生活 ，并且希望维持长久，还为此举办了世俗结婚仪式，得到了群众认可，虽然在其后由于男方的原因此种关系未能继续，但时至1993年11月原告袁红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婚姻关系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二、在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够成立？
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否成立的问题，我们认为实质上就是怎样处理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矛盾的问题。当然，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这里还要牵涉到不同时期婚姻制度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1950年、1980年的《婚姻法》对事实婚姻均未作明确规定，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也未作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次司法解释，曾经长时间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直到1994年才完全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民事效力，将其视为非法同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历次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的保护，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有条件的承认阶段：1949年-1986年 。
A．对于事实婚的行为，首先认定其性质是违法的，必须给予批评教育，令其补办结婚的法定手续。
B．对未达婚龄或不符合法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由婚姻机关出面令其解除同居关系。
C．对事实婚中的女方怀孕或生有子女的事实婚，应在处理时考虑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
D．对事实婚在前，一方后又与他人法定登记结婚的，在处理时要考虑保护事实婚中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对事实婚引发的离婚案件，一般应按正常的离婚案件处理。
2．逐步不承认阶段：1986年——1994年。
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颁布至1994年2月1日，即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在此期间，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同居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
3．完全不承认阶段：
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件》施行之后。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
4．相对承认阶段：
2001年1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总之，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保护，就是循着承认主义-相对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这一过程。
具体到本案来讲，我们认为需要对如下事实进行分析后，才能确定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
1、 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为何等性质，是合法婚姻、事实婚姻还是非法同居；
2、 原告袁红和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与第三人沈某和张志国的关系哪一个发生在前；
3、 我国法律对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发生冲突时，相关规定是怎样规定的，也即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怎样认定；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被告张志国和第三人沈某之间关系的性质。在本案中，1992年2月，被告张志国与沈某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对于他们此种登记结婚行为的认定，我们可以参照1984年7月19日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发布《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关于出国留学生办理婚姻登记的暂行规定》：当事人双方均为出国留学生要求在国外登记结婚的，如其出生年月、婚姻状况有档案可资证明，可以到我驻外使、领馆办理结婚登记。根据这条规定，张志国和沈某在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的行为应认定为合法婚姻。我们在前面已经认定自诉人袁红和被告人张志国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对比两者的时间，我们可以发现，自诉人袁红和被告的事实婚姻在被告和第三人沈某的登记结婚行为之前。具体到本案的发生时间为1993年11月，根据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规定，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对事实婚姻的保护，承认其合法性，其效力等同与合法登记的婚姻。
所以，根据两者发生时间的先后，我们认为对于袁红与张志国的事实婚姻关系应予以保护，张某在存在事实婚姻的情况下又与第三人结婚，构成重婚罪，因而认定其与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
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本案？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1986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首先确认原告袁红和被告张志国构成事实婚姻。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重婚罪的规定，宣布被告张志国在明知自己有配偶的情况下，还与第三人沈某结婚，其行为构成重婚罪。同时，宣告被告张志国与第三人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