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王山与王水均为原安徽蚌埠市固镇县曹老集区磨盘张乡王巷村西郢组村民，后该村因行政区划调整，现更名为固镇县新马桥镇美城居民委员会。王水与蒋丽系夫妻关系。大约在1980年，王巷村首次进行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当时的西郢组（原称生产队）分为两个小队进行土地承包。王山与王水的父亲（现已去世）均分在第一小队。1981年4月，西郢生产队将第一小队又分成三个小组分割3.3亩地块名称为牛房场地的土地。这三个小组分别由王山、王水的父亲、王怀各带领一个小组。王山分到的牛房场地在王水父亲分到的牛房场地西侧。1987年，王水父亲取得了在牛房场地上的宅基地使用证及建筑工程许可证，建造了王水现使用的主房。宅基地使用证由固镇县曹老集区政府颁发，该证记载：户主为王水父亲，建房时间为1987年4月21日，建筑面积为5.5米乘8.5米，合计45平方米；宅基地面积为35米长，9米宽，合计215平方米；座落位置在磨李路南侧，生产路东侧；四至为东至王起、南至沟、西至路、北至路。建筑工程许可证由固镇县磨盘张乡人民政府颁发，该许可证记载的许可建筑面积及座落位置与该户宅基地使用证上记载一致。上述两证的发证日期中的月、日均有改动。1989年前后，该村组第二次调整承包的土地，即按当时的村组现有人口重新分配了可耕种的土地，但对第一次土地改革分配到各户的宅基地及本案诉争的牛房场地未作重新分配。2008年3月，王水、蒋丽在其主房西侧的牛房场地上建造猪圈，王山的家人以原是自家分得的土地为由上前阻止，后双方发生吵打，王山的孙子王团因故意伤害王水，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现王水、蒋丽已将猪圈建成。建成的猪圈后墙东西宽度为6.4米，紧靠该猪圈西山墙西侧有王水栽种的两棵大树，该猪圈东山墙东侧与王水、蒋丽主房之间东西宽度为5.4米，王水、蒋丽主房后墙东西宽度为9.8米，东邻王起。

　　审判

　　固镇县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本案诉争的在牛房场地上建猪圈所占用的土地最初为王山户分到的土地。1987年，王水的父亲取得了在牛房场地上的宅基地使用证，该证记载允许该户使用的土地东西宽度为9米，该使用证同时还记载该户四至范围中西至生产路。现王水、蒋丽在牛房场地上建猪圈占用的争议土地虽在该户宅基地使用证记载的四至范围之内，即在生产路的东侧，但其所建猪圈占用的土地已超出该户使用证上记载的允许该户使用土地东西宽度9米的范围。故本案双方当事人实质是对牛房场地上建猪圈的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而非侵权纠纷。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现王山与王水、蒋丽因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由人民政府处理，该案已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固镇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裁定：驳回原审原告王山的起诉。

　　评析

　　农村自留地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本集体组织成员用于家庭副业并可以长期使用的土地。从当初分配土地的政策上来看，农村自留地的规定最早散见于建国后全国人大、党中央、国务院、农业经济管理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后期逐步纳入法律的规定，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等都对农村自留地作了明确规定。《宪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同样规定：“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该法第九条还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由此可见，农村自留地有别于宅基地、承包地，但均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自留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是让农户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生产各种农副产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当初分配自留地与承包地的主要区别是自留地不征收农业税，当然，随着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现在承包地也取消了农业税。从法律性质上讲，农村自留地等同于承包地，不同的是政府对农户承包的土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包括对农户使用的宅基地也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但对农户使用的自留地至今未颁发过任何使用证书，导致农户之间一旦因自留地的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双方协商不成，只能找人民政府确权处理。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关注，政府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不仅取消了各种农业税费，还制定了一系列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让广大农民倍感土地的珍贵，原本偏僻抛荒的土地由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逐步升值，如有的地块因开发建设可能会获得一笔可观的补偿款；有的地块边因新修了道路或新建了街道而面临升值，因而争夺土地使用权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案就是典型的因新修了道路使周边土地面临升值，导致双方当事人对当初生产队分配给农户的自留地，即农户打粮食用的场地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引发的纠纷。

　　结合本案来看，原审原告王山与原审被告王水的父亲属同一生产队。1981年4月，该生产队分三个小组分割了3.3亩地块名称为牛房场地的土地留各农户打场所用，王山、王从云、王怀三人各带领一个小组参加分地，王山户分到的牛房场地（即本案诉争建猪圈所占用的土地）在王水父亲户分到的牛房场地西侧，王山户场地西侧是生产路。由于该块土地是自留地，王山户分到该块场地后无法取得任何权属证书，加之该块场地较小，王山户只使用二三年就搁置未再使用，生产队也未予收回再分配。1987年，王水父亲取得了在牛房场地上的宅基地使用证，该证记载允许该户使用的土地东西宽度为9米，现经实地测量，王水、蒋丽两人仅主房后墙东西宽度已9.8米，该主房西山墙以西与争议建成的猪圈东山墙之间东西宽度为5.4米，建成的猪圈后墙东西宽度为6.4米，王水、蒋丽建猪圈占用的土地已超出该户使用证上记载的允许该户使用东西宽度9米土地的范围。但由于颁发给王水父亲在牛房场地上的宅基地使用证同时还记载该户使用土地的四至范围中西至生产路，这样该户的土地使用权又包括了原本分配给王山户现已被王水、蒋丽建争议猪圈占地在内的土地，尽管王水、蒋丽抗辩王水父亲曾用自家承包的桥门土地与王山的该块牛房场地互换，但由于王山否认两户有互换土地的事实，加上时代变迁，桥门地块土地早已被征用，两户互换土地的事实无法查证，且颁发给王水父亲的宅基地使用证长35米，宽9米，两项相乘其宅基地使用面积已超出安徽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即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村民新建住宅，其宅基地的面积标准淮北平原地区，每户不得超过220平方米。综上，本案双方当事人实质是对在牛房场地上建猪圈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发生争议，而非侵权纠纷。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现王山与王水、蒋丽因自留地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由人民政府处理，该案已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以上人物均为化名）
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原理初探

马世利


中国票据法的理论著述中提及一个为世人不常用的法律术语——无因性。“实际上，我国大陆票据法本身没有‘无因性’一词，也没有对此做出直接规定。对于无因性的解释多源于各种理论著述。”[1]“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实质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在法律上被强行分离，使票据关系淡出，不受其基础关系的影响。”[2]由于我国目前的票据法对于票据关系的无因性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和充分，这就使得流通中票据的效力具有了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研究。

一、票据关系无因性与票据基础关系

票据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由法律根据实践的需要而抽象出来并作出独立规定的法律关系。他基于票据行为而发生并且以一定的票据金额的支付为内容，至于票据债务人为什么为某项票据行为，为什么支付一定票据金额，这些都不能通过票据关系本身加以体现。票据抽象性使票据关系表现为一种“不体现实质内容的形式关系或抽象关系”[3]。票据法仅仅针对票据关系设定规则，对票据关系所建立于其上的有关法律关系则一般不予规定或不予涉及。这些虽与票据有关但不是基于票据行为而是作为产生票据行为的前提或基础的法律关系称为票据基础关系。票据基础关系主要有三种：票据原因关系、票据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票据关系一经作出就与其基础关系相分离，两种关系各自独立存在，分属不同的法律制度规范。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是否履行对票据关系都没有影响。这就是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相分离原则，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就是因为这一原则而产生的。

二、票据关系无因性的表现及立法目的

票据关系无因性表现为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相互分离。票据一经产生原则上就独立于票据基础关系，票据关系一般不因票据基础关系违法或存在其他瑕疵而无效，票据持票人也无须证明票据基础关系的合法性真实性，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票据基础关系违法或存在瑕疵为由来对抗正当持票人。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相分离即票据关系无因性在不同基础关系中有不同表现。

1、票据关系无因性在票据原因关系中的表现

票据关系的无因性要求票据关系独立于原因关系，这种独立性表现在三个方面：（1）、票据的发行或背书行为只要具有法定要件就可产生有效票据关系，即使票据原因关系无效或被撤消票据关系仍然有效。（2）、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一般只以持有票据为必要条件不须证明取得票据的原因。（3）、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原因关系有缺陷或有疏误或无效等事由对抗与其无直接原因关系的持票人。

2、票据关系无因性在票据资金关系中的表现

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分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票据关系与票据资金关系，就票据资金关系而言，票据关系的无因性表现在三个方面：（1）、持票人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受资金关系有无的影响，只要票据关系合法有效成立，持票人就可对付款人行使付款请求权。如果付款人因与出票人无资金关系而拒绝付款，票据仍有效，持票人可转而行使追索权。（2）、付款人特别是非原因关系当事人之付款人对票据是否予承兑，付款由付款人自行选择不受资金关系影响。（3）、出票人虽与付款人建立资金关系并据资金关系发行票据，但票据不获付款时，出票人不能以已建立资金关系作为抗辩来对抗持票人或其他后手的追索权。票据在没有资金关系而发行是，其所签发票据仍为有效票据，出票人依票据行为对持票人或后手的追索权承担票据责任。

3、票据关系无因性在票据预约关系中的表现

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票据预约关系是否遵守对票据本身不发生影响，出票人背书人等票据行为人即使违反预约而为发行背书等票据行为，只要该票据行为具备法定要件，仍然有效成立票据关系。（2）票据预约关系消灭对票据关系不发生影响，票据预约关系消灭后已发行票据仍然有效。[4]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使票据行为具有了无因性特点。法律为什么肯定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呢？其立法目的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其目的主要有两个： 1、维护正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正当持票人是善意无过错的，其持有票据是基于其与前手的正当票据关系而产生的，法律应予保护。 2、保障市场交易安全，促进经济贸易发展。只有肯定票据关系无因性才能使票据关系当事人安心使用票据，保证票据的顺畅流通。

三、票据关系无因性的限制及相应的救济措施

票据关系无因性使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相互分离，票据只要具备法定格式就可有效成立。如果我们将票据关系无因性予以绝对化，则可能使犯罪分子因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而获得非法利益，不利于打击犯罪，也可能使某些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因缺乏行为能力或受欺诈胁迫等而受到损害。为避免这些弊端我们应对票据无因性予以必要限制，使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发生某些牵连，主要情形有：

1、发票人无相应行为能力或意思表示不真实如果发票人是未成年人或虽成年但因为精神身体健康等问题而缺乏相应行为能力，为保护这些人的合法权益，发票人可以以此对抗持票人。《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305条的官方释义专门指出：法律允许未成年人抗辩成立的理由基础是把将来未成年人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哪怕是牺牲一个善良票据购买者的利益。[5]

2、持票人恶意或无偿取得票据 如果出票人甲与收款人乙之间有基于原因关系产生的抗辩事由，甲可对乙行使原因关系上的抗辩。例如丙通过背书从乙处取得票据具明知甲乙间存在抗辩事由则甲可基于此事由对丙进行抗辩。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1款对此作了规定。

3、持票人是基础关系当事人如果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存在于同一当事人之间时，票据债务人可利用票据原因关系对抗票据债务人。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2款对此做了规定。

以上三种情况下，票据关系无因性受到了限制，票据债务人可以此为理由对持票人抗辩。当发票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受欺诈胁迫而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且持票人又是善意有偿取得票据时，我们是应主张票据关系无因性来保护正当持票人的利益呢？还是应主张对无因性予以限制来保护无行为能力或意思表示不真实之发票人的利益呢？笔者认为，这时票据债务人可主张对正当持票人的抗辩，但同时也应给正当持票人一些救济措施。因为基础关系的瑕疵是基础关系当事人尤其是原持票人的过错引起的，正当持票人是善意的而且支付了对价是有偿的，如果因为基础关系当事人的过错而使善意有偿之正当持票人遭受不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笔者认为，当债务人主张抗辩而拒绝付款后，正当持票人可向基础关系当事人中有过错的一方追偿，来维护正当持票人的利益。

四、我国票据法对票据关系无因性的相关规定及立法建议

票据关系无因性要求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分离，这一点得到世界各国及地区票据立法以及有关公约的广泛和长期坚持。但我国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对票据基础关系做了强行要求甚至否定票据关系无因性。《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这一规定中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属于基础关系中的原因关系。据此规定，当事人在从事票据行为时，作为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应具真实性，票据关系的成立与否受票据基础关系的制约。这就否定了票据关系无因性原则。这将影响票据的使用和流通，也不利于保护正当持票人的利益。《票据法》作出这一硬性规定是不符合国际公认的票据无因性原理的，因此笔者建议，应在此条后加上“此条要求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只限于接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而不能对抗善意持票人。” 《票据法》第21条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第74条规定：“本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本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并保证支付。”所谓“可靠资金来源”就是要求出票人在出票时，必须确保在汇票不获承兑或不获付款时，必须具有足够的清偿能力，以增强汇票信用，维护持票人的利益。但我国《票据法》并未对违反该条款时票据的效力寓意明确规定。根据票据关系无因性原理，笔者建议增加规定：“即使委托付款关系不存在，签发或承兑票据行为一经作出便即有效应承担相应义务，但持票人是出票人时，付款人可以以委托付款关系不存在而进行抗辩。” 虽然上述条款对票据关系无因性的规定不够完善，但《票据法》却未否认票据关系无因性原则，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75、76、83条则对这一原则作了明确否定。这些规定违背了各国票据法普遍确立的无因性原则，影响了票据的使用和流通，应予以修改和纠正。



参考文献：

[1] [5]李平，商法学[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