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刑存废到司法改革－2010/10/26北京师范大学“关注死刑改革论坛”演讲词摘要
一、引言
近期台湾司法改革议题讨论热烈，其力度之大，使得短短一年间，从”法务部长”、”检察总长”到”司法院”正副院长等司法高层相继去职；力度之强，可以见诸上个月有数万民众，且多为平日不易出门参与群众运动的妇女、青年，为抗议法院判决与社会脱节，加入了所谓”白玫瑰”运动，集体示威游行。同时，预期台湾此番司法改革议题，将随着相关问题的陆续浮现，逐步炒热到2012年台湾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换言之，即司法改革的成败，可能牵动马英九连任与否，进而影响两岸关系，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今日个人有幸有此机会，从刑事司法出发，向各位报告台湾司法改革的问题。除可帮助大家了解台湾刑事司法现况外，也希望藉此与同为法律人的各位，从中一齐来反思与检讨。首先从关系台湾司法改革的几件大事回顾谈起。
二、近期台湾司法大事纪
2008年台湾执政党再次轮替，自检方声押台湾前最高领导人，全面审理相关弊案后，刑事司法相关议题逐渐获得了重视。包括重罪羁押对人权的妨碍、法院并案分案的合法性、辩护律师庭外操作证据与被告言论应否设限等。但据我观察，其焦点仍只集中于高层犯罪问题，关注者也多限于城市中产阶级或精英知识分子，对司法之于一般大众权益的影响，尚少见讨论。真正引起广泛大众注意司法改革，应该说是从死刑存废的争议开始。
争议直接触发点，是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吴育升在2010年2月22日提出质询，质问政府何以4 年来从未执行死刑。时任”法务部长”的王清峰女士直言表达其保护死刑犯生命权的立场，坚持任内绝不批准任何一件死刑执行，遭致各界强烈批判。2010年3月11日王请辞获准。续任部长曾勇夫于2010年4月28日签署了张俊宏、洪晨耀、张文蔚、柯世铭4名死刑犯的执行令。随着4月30日的4声枪响，台湾从2006年起持续4年多的死刑执行暂停纪录也被打破了。
死刑存废在台湾，争论超过半个世纪，未有定论。尽管最高领导人、司法行政机关首长们不只一次宣示”人权立国”、”朝向废死”的政策立场。历年来并有若干配套修法的举措，例如如删除绝对死刑、延长提高数罪并罚执行上限，合并刑期从20年，提高为30年、假释条件严格化与提高假释门坎，将现行无期徒刑执行逾15年得假释之规定提高至25年。以期在废除死刑完成前，以无期徒刑替代死刑，或提高法官在刑罚选科上，以无期徒刑与较长的有期徒刑来替代死刑的动机。废死在台湾，可说只差临门一脚，即仅需再通过无假释适用的无期徒刑以替代死刑，与删除死刑有关规定，即可大功告成。但因民意多数反对废死（63％－76％），与政治选举频繁，在民意至上的现实压力下，短时间内废除死刑的政策目标恐难完成。
台湾大众的讨论，最初落在检讨死刑废除的公平性上。尤其当惨绝人寰的犯罪手段、受害人及家属的激烈控诉、对犯罪被害保护不周、部分执法人员实际经验等，一再于媒体批露后，废除死刑的主张与言论受到了抑制。
但终究，台湾是个自由开放社会，面对公共议题，群众也多是客观理性的。在激情过后，对于死刑争议，逐渐进入了更深层的讨论，即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上。毕竟，死刑的无法回复性，一直是废死的有力理由。特别即将面临持续要执行的死刑案件，大众开始深思，刑事司法审判是否公平，其中有无发生冤错案件，造成”体制杀人”的可能。
持平而论，台湾从立法、侦查、审判到执行，对于判处死刑案件，极为慎重，并设有重重监督、纠错的机制。这包括了一、立法上，已先把判处死刑数目较多的《惩治盗匪条例》废止。又删除了绝对死刑。虽现行条文，规定可科处死刑之罪，仍有61种、52条之多。但其中真正适用者很少，多集中于严重暴力犯罪，如台湾《刑法》第226条之1强制性交猥亵等与杀人重伤害之结合犯罪、第332条强盗与放火强制性交掳人勒赎故意杀人结合犯罪、第348条掳人勒赎与故意杀人强制性交结合犯罪；二、对一般死刑上诉案件，台湾法院认为，因死刑乃重典极刑，除罪证明确外，被告是否”事后无悛悔实据”、确实已无法”教化迁善”、”再社会化”，必须”与社会永久隔离”等，均应为判刑时的斟酌重点。实务上，对二审判处死刑案件的第一次上诉，”最高法院”即予驳回因而判决确定者极少。多数二审判处死刑案件，经常被”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更审，甚至有发回更审达十余次之多者；三、死刑属强制辩护案件，均有律师或公设辩护人为被告辩护；四、死刑属强制上诉案件，不论被告是否上诉，判处死刑案件均应依职权移送上诉，在台湾三级三审制的架构下，都由”最高法院”判决定案；四、”检察总长”在判决确定后，如发见该案件之审判违背法令，还可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五、死刑的执行权，基于三权分立制衡，防止法官专擅，划归司法行政机关，非由审判法院行使。其结果是，每年死刑执行数目很低，2006年暂停死刑执行前，每年死刑执行数目均在个位数，如2001年有10人、2002年有9人，2003年有7人，2004年仅有3人，2005年2人。从而理论上，台湾死刑冤错案件发生机率甚微。
尽管如此慎重，但经过搜寻，仍有两个明显冤错的死刑案例：其一为嘉义县男子黄志成被指控强盗、杀害前台南市教育局社教课长，一审及二审以及6次更审，都判黄死刑，直到更七审宣判时，始改判无罪。审理期间共被判8次死刑，羁押长达3386天，一再徘徊死亡边缘。2008年获判无罪确定，黄得到新台币16930000元的冤狱赔偿，创下赔偿金额的最高纪录。另一例是， 1996年台湾空军士兵江国庆，被认定犯下凌虐杀害福利站员工5岁幼女重罪，来年即遭军法起诉审判，进而枪决。但台湾”监察委员”调查后发现，该案侦审过程违反程序正义、侵害基本人权，且有新证据，故于2010年5月12日通过纠正”国防部”案，要求本案提起非常上诉与再审，并继续侦办。
当上述这种冤错的案例，与其他因不当侦讯手段、检察官滥用职权、无效率的诉讼流程等，导致误判、延宕羁押、长期未获平反的刑事案件，经媒体持续追踪发掘后，在台湾社会，遂引起很大的回响。毕竟不单是犯罪者，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司法不公的牺牲品。台湾大众纷纷质疑，我们的司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公正的审判机制为何会失灵？
争议还未终止，不料 7月13日负责侦办高层贪污案件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特侦组”，在新任”检察总长”黄世铭指挥下，又强力出击，将涉及贪渎的高等法院三名法官、一名检察官提讯后即向法院声请羁押禁见获准，后续又搜索了高等法院法官，为台湾司法改革议题，再度投下了一?震撼弹。
报导中，这批法官的贪渎与生活不检，其肮脏丑陋，令人惊讶，如叫他人代写判决、长期不上班、在外结交红粉知己、不务正业收藏骨董、豪宅内召妓等。对此，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率先发难，直接点名有权监督处理法官操守的的”司法院”院长立刻下台，连带地副院长也因个性较为保守消极，故此两人均获准请辞。
然而，比起法官腐败，更令群众不满的，是法官认事用法僵硬机械，只死守法条判例，不知变通，故产生判决与社会观念严重脱节，即俗称”恐龙法官”的问题。
依台湾《刑法》，审理未满14岁之男女遭性侵时，如果被告“违反被害人意愿”，应适用第221条强制性交罪，并以第222条第1项第2款加重其刑（加重强制性交罪）。 若“未违反被害人意愿”，则以第227条第1项（对未满14岁男女性交罪）论处。刑罚重轻程度有别，故”有无违反被害人意愿”的确定，成为台湾法官审理该类性侵案件时，法律适用与刑罚重轻的关键。
根据已批露的信息，有部分7岁以下女童，因不能完整记忆被性侵害的情节，或不能清楚证明曾经表达拒绝性交的意愿，导致被告受轻判甚至无罪。这引起了广大家长与妇幼保护团体们纷起挞伐，认为既属幼童，如何苛求其能完整清楚记忆与表述？法院如此判决，将直接导致犯罪者逍遥法外。网络上，曾号召到超过30万人表达抗议。虽说台湾”最高法院”刑事庭法官会议迅速做成决议，宣布凡性侵”7岁以下”幼童，一律认为是违反幼童意愿，须依加重强制性交罪重判7年以上徒刑。但众怒难平，仍有数万人加入首述的”白玫瑰”运动。
至此，台湾司法改革的迫切可说已到不容再敷衍拖延的地步。上述恰好发生在今年内的重大事件，除清楚表达民意要求外，也反映出了司法改革的初步方向。那就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操守与法院裁判质量两条路线。至于司法改革所要达成的目标，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建立人民对司法的信赖。
三、台湾司法改革的规划与进程
（一）经验检讨
自从90年代初以高新武为首的新竹地检署部分检察官，为台湾司法改革开了第一枪。其后1999年7月召开的”全国司法改革会议”，可以说是台湾当局响应社会对司法改革要求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经过各界深入研讨，该会共达成了32项结论。这32项结论又代表了32种决定施行的新制度。当时希冀达成的优先目标，不外乎改善裁判效率与强化人权之保障。
几年来落实成果极多，尤其在刑事诉讼制度上，透过修法，已完成例如：一、采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控辩攻防武器对等，控方要负绝对举证责任，力行无罪推定原则；二、采令状主义与法官保留：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场者，应实时讯问。侦查中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有羁押之必要者，应自拘提或逮捕之时起24小时内，叙明羁押之理由，声请该管法院羁押之。未经声请者，检察官应即将被告释放。侦查中检察官认有搜索之必要者，应以书面记载事项，并叙述理由，声请该管法院核发搜索票。司法员警官因调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搜集证据，认有搜索之必要时，报请检察官许可后，向该管法院声请核发搜索票。通讯监察书，侦查中由检察官依司法警察机关声请或依职权以书面记载事项，并叙明理由、检附相关档，声请该管法院核发；三、采严格证据法则：未经合法调查之证据，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被告之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疲劳讯问、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检察官必须证明被告自白乃出于自由意志；四、辩护权绝对尊重：被告、犯罪嫌疑人、受调查者不论何时，不分案件，得随时选任辩护人。辩护人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见通讯自由，不必事先审批、接见通讯不被监听等等。

上述种种改进，对保障人权言，意义十分重大。目前刑讯逼供、羁押取供、有罪推定等现象，在台湾司法环境中几乎完全绝迹。连带地犯罪定罪率也因而降低，成罪困难，但同时也有诉讼久延的副作用。
但据台湾权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公布2008年第2次社会意向调查。在司法议题部分，多数的民众表现了对于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当问到整体法律制度是否公正方面，有51％的受访民众表示法院的判决是不公平的。问到法律是否已充分保障人权，则有59％的受访民众认定法律还不能充分保障人权。
若按个人的解读，这份调查结果，并非表示10年来台湾在司法改革上毫无进展，应该说前10年的改善，多集中在保障人权方面。在人权保障上，台湾早已建立共识，确立价值，并无太大疑虑。基此，台湾民众对自身司法的要求又进一步有所提升，期待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有所转移。只能说，现有台湾司法体制还不能切合满足百姓的期待与需求。这个期待与需求，包括了司法工作人员的操守，要有如同”皇后贞操”一般不容怀疑的高度廉洁；法院裁判质量要具备高度的公正、精确与效率。
（二）近期规划与成果
以下将台湾近期司法改革的规划与成果，分对人、对事两方面加以分析检讨，并对台湾司法改革前程，提出愚见－
1、对人（司法工作人员操守）：
（1）规划与成果
司法腐败问题，在台湾虽不算严重，历来因腐败问题被起诉判决确定而遭撤职的司法工作人员，据我所知，不超过5人。但认真探究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法官在台湾社会地位崇高，待遇优厚，享有终身保障，有利其洁身自爱外。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司法贪渎，具有高度专业性，侦搜不易，取证困难；加上司法人事网络复杂，司法工作人员彼此关系密切，有所谓”官官相护”问题，导致司法腐败向来有极高的”犯罪黑数”，一般定罪比例不高。
针对此问题，台湾前几年仿效美国”水门案”设特别检察官的作法，增修了《法院组织法》第 63之1 条，于”最高法院检察署”设立特别侦查组，职司下列案件：一、涉及正、副最高领导人、五院院长、部会首长或上将阶级军职人员之贪渎案件。二、选务机关、政党或候选人于正、副最高领导人或”立法委员”选举时，涉嫌全台的舞弊事件或妨害选举之案件。三、特殊重大贪渎、经济犯罪、危害社会秩序，经”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指定之案件。起诉司法工作人员贪渎，属于特殊重大贪渎案件，即归由”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指挥特别侦查组职掌。该”检察总长”又由最高领导人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出任，有一定民意基础，并享受任期保障。所以提升办案层级，赋与’检察总长”重权，目的就在期待其能无后顾之忧，充分地摘奸发伏，以避免”官官相护”的羁绊。第2任”检察总长”如前述，发动”正己项目”，声押搜索法官、检察官，可说是初步符合了制度设计目的。
另外，尚在研拟中，争议较大的是《法官法》草案。该法中所设”法官退场机制”，被视为是一淘汰贪污司法工作人员与”恐龙法官”的利器。现行制度下，法官淘汰与公务员惩戒制度相似，于”司法院”议决惩处法官后，必须先交由”监察院”弹劾，再移送’司法院公惩会”审议通过撤职。但多年实际运作下来，罕见有法官被淘汰出局。《法官法》草案改由”司法院”内新设立的”评鉴委员会”议决，送交”监察院”弹劾，再送交”公惩会委员长”及4位法官组成的”司法院职务法庭” 审议通过惩戒，最重可以撤职，被惩戒的法官亦无法领取退休金。特别的是，《法官法》草案明订，评鉴委员会成员11位中，审检体系外的律师、学者及社会人士占了8位，即全部评鉴委员人数2/3以上，审检代表仅有3人。所以引进外部力量，目的也在防止”官官相护”。另据了解，《法官法》草案固有可能在今年通过。惟如延误立法，台湾在野党已宣布将另推动《法官检察官评鉴法》，主张体制外设立独立的评鉴基金会，对法官除了进行个案评鉴，也针对问案态度、品德操守等，进行一般性评鉴。评鉴结果将公布社会，并送交”司法院”及”法务部”处理。
（2）个人观点
司法腐败既属智能型犯罪，黑数较高，有如一滩污水。故处理司法腐败，应如同治理污水一样，设有排水、清源、监控三道完整机制，方能竟其全功。法官淘汰或退场，充其量只具备其中一道排污的功能。
个人以为，在维持审判独立原则下，配套制度还应包括：
一、清源机制：适度放宽法官来源，广纳优良律师、学者参与法官检察官团队；落实公民参与司法，实施参审制，包括平民参审与专家参审。这方面德、日、韩、甚至大陆人民陪审员的优良实践经验，台湾均可加以仿效。至于台湾部分人士推动，所谓体制外独立的评鉴机制，个人认为既抵触了三权分立原则，侵犯审判独立，也可能有舆论干预判决，产生”第四审”等严重的问题，况且并无坚强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放宽法官来源与实施参审，既不侵犯现任法官的独立办案空间，又可同时减少法官滥权武断。
二、监控机制：若与大陆《刑法》，尤其是第7次修正后相比，台湾关于贪污治罪的立法，不够严密。对中介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无论《刑法》或特别刑法都欠缺完整有效的定罪条款。严密贪污治罪的立法，加上马英九早先宣示将仿香港成立的”廉政署”，都属于个人主张监控机制的重要环节。目的即在司法工作人员”头上悬刀”，藉心理强制，对司法人员发挥监控功能，使之不敢贪、不能贪。
2、对事（法院裁判质量）：
（1）规划与成果
重大案件久拖不决，一直是台湾刑事诉讼上的头痛问题。成因也很复杂，部分是因早期侦查科技较落后，采证原有缺失，导致事实审理困难；部分是因不法搜证，被告履为抗辩翻供，导致法院不敢轻率结案；部分则是因诉讼资源分配失当，导致程序进行无效率。何况，台湾刑事诉讼法并未设个案审判最长期限，过去重罪的延长羁押次数也无限制规定，较为繁杂的案件往往拖延10多年、20多年，还无从确定，人犯也可能连带地被长期羁押。以所谓”一人在押，十人在途”的观点，重大刑事案件久拖不决，可以说不仅是程序经济、诉讼资源浪费与否的问题，更是对被告、被害人、包括其家属亲友精神与身体的一种长期折磨。
举其中最有名，被写成《流浪法庭30年》一书出版，轰动全台的1979年第一银行押汇舞弊图利案为例。该案历经1、2审与发回高院12次更审，最后2007年”最高法院”才以”罪证不足，再无更审实益”为由，驳回检察官的上诉，前后折腾近30年，案件始告确定。被告一银前副理张国隆、前襄理柯芳泽、林泰治均无罪定案。本案会拖延如此之久，除了因当年第一银行遭到诈骗的押汇金额，高达880万美元，国库损失巨大，使法院不敢轻易审结。另外原因之一，是当年第一银行为了不让案情向上发展，因此选择性提供数据给检调，不利于总行的公文一概隐匿，使得事实难以厘清，直到银行领导更换，机密档曝光，被告才有机会获得平反。
针对重大刑案严重延滞，为保障人民刑事诉讼上受迅速审判的权益，2010年9月1日起，台湾施行新通过的《刑事妥速审判法》。其立法重点在于：一、限制审判中之羁押期间与延长羁押次数：第5条规定：法院就被告在押之案件，应优先且密集集中审理。审判中之延长羁押，如所犯最重本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审、第二审以六次为限，第三审以1次为限。审判中之羁押期间，累计不得逾8年。前项羁押期间已满，仍未判决确定者，视为撤销羁押，法院应将被告释放。二、以减刑换取严重延滞刑案的被告不上诉，以利确定。第7条规定：自第一审系属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决确定之案件，除依法应谕知无罪判决者外，经被告声请，法院审酌下列事项，认侵害被告受迅速审判之权利，情节重大，有予适当救济之必要者，得酌量减轻其刑： 一 、诉讼程序之延滞，是否系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实上之复杂程度与诉讼程序延滞之衡平关系。三 、其他与迅速审判有关之事项。三、对多次发回更审案件，有条件的限制上诉第三审，以利确定：第8条规定：案件自第一审系属日起已逾6年且经最高法院第3次以上发回后，第二审法院更审维持第一审所为无罪判决，或其所为无罪之更审判决，如于更审前曾经同审级法院为2次以上无罪判决者，不得上诉于最高法院。
（2）个人观点
虽然《刑事妥速审判法》第1条有”为维护刑事审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权及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法”的明文。但我认为，《刑事妥速审判法》实重在”速”，不在”妥”，等于将”效率”价值置于”公正” 价值之上。比如说，如拖延8年未能判决确定之案件，假设是因检察官消极敷衍或法院玩忽职守之事由所导致，符合所谓诉讼程序之延滞，非因被告之事由。则被告即能因此得到减刑的恩惠，实在有违公平。个人认为，这种立法，纯属仓促妥协的产物，未来流弊争议必多。
其实，重案久拖不决，极大的因素，在于案件量大，但诉讼资源分配失当，使得重案审理效率低落。简单地说，就是新案不能断，加上旧案不易清，件件积累，导致法院无法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案件。
台湾刑事案件积压，有多么严重？简单向各位报告，在检察官”原则起诉，例外不起诉”的心态下，以2004年为例，经检察官起诉而进入司法审判的案件，约为12万4千件，平均每天有340件刑事案件由检察官提起公诉。民众自诉的平均每天也有4件。更不幸的，台湾刑事审判，二审采覆审制，相同问题到二审还可再争执，故当事人通常均会上诉，检察官尤其是”原则上诉，例外不上诉”，以避免惹人非议。加上三审非严格法律审，准许上诉三审结果通常是废弃原判，发回二审更审。这么上下来回作用，每名法官手头上都至少有几十个案件，压力甚大，二审特别严重。形成上下较窄，中间较宽，有如水桶状不正常的诉讼结构。
我想正本清源的作法，不应像是采用《刑事妥速审判法》的”锯箭式疗法”。而是要从案件的”流量管制”与”处理流程”两方面来加以克服。此刻应回归正常机制，回归2005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老思路，真正作到一审为坚强事实审、二审采续审制、三审采严格法律审，配合??嗖黄鹪V、?起?、认罪协商、简易程序等，重建”金字塔型诉讼结构”。即藉由分层分工的法定审级程序，让”小案速断、大案慎重”，彻底改进审理与结案效率。使法官能减轻负担，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案件，从而避免审理该类案件的久拖不决。
（三）预测与评论
寄宿生犯罪特点、原因及预防探析

闵涛


【内容提要】寄宿生（含在校外借宿的学生）犯罪与社会上其他刑事犯罪有很大不同。近年来，寄宿生犯罪呈上升趋势。如何遏制和预防寄宿生犯罪，保护其健康成长，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本文作者通过对近几年以来受理的案件调查分析，从寄宿生的犯罪特点、原因、预防及区别对待处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学校，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是学生形成性格气质能力、完成预期学业的主要场所。近几年，私立学校增多、高年级住校生、单独或几个人合租房屋也日渐增多。随着寄宿生的增多，学校管理跟不上，造成寄宿生中出现了一些违法、甚至刑事犯罪，其人数虽少，但在社会、学校、家庭中引起的震动却是相当强烈的。
　　从近几年我院受理的案件看，2003年受理的寄宿生犯罪案件1件1人；2004年2件3人；2005年2件4人；2006年3件5人，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经过对这些案件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寄宿生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何预防寄宿生犯罪，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寄宿生犯罪特点

　　这些寄宿生的犯罪，有许多共同特点，且与社会上的成人犯罪有很多不同。其主要特点是：
　　1、犯罪类型比较单一。由于学校环境比较封闭，学校空间比较小，与外界社会接触相对较少，因而在校的寄宿生犯罪类型比较单一，受理的案件中故意伤害、抢劫、盗窃比较多，其中尤为突出的侵犯财产罪。他们大多是以获得金钱和财物为目的的财产犯罪上，这一犯罪特征与他们没有收入、相互攀比、追求高消费有很大关系。
　　2、共同犯罪比例较大。在13人中，有8人系共同犯罪，占总人数的62％，如邱某三人抢劫案件中，三人均是在校附近合租房屋寄宿生，一日晚上放学途中，遇见酒后回家的被害人张某，见张摇摇晃晃在打手机，三人临时起意欲抢劫张某的手机，日后往家打电话方便，于是拳打脚踢抢走了张某的手机。开庭时，邱某说三人在一起互相壮胆，就不害怕了，互相能配合。
　　3、犯罪手段智能化。在受理的盗窃案中，行为人均是乘宿舍无人之际或乘同学在体育馆内活动等之时实施盗窃书包内的物品，但近二年来，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出现智能化，犯罪前有准备，犯罪进行过程中有分工。如：被告人张某、温某盗窃一案，张某、温某与同班学生王某是好朋友，王某的父亲是包工头，张某、温某二人商量盗窃王某家，一日张某同王某打篮球，温某趁机偷来王某家的钥匙并到校外配制一把，次日，二人来到王某家盗窃现金5000余元及照像机等物品，并连续作案多起。
　　4、遇事易冲动。他们大多是冲动性犯罪，作案时不考虑行为后果，案发后冷静下来时，又悔恨交加，在4起故意伤害案件中，有3起使用了水果刀，1起用拳打脚踢的方式。伤害部位大多为头部、面部、胸部等人体重要部位。这4起中致死1人，重伤1人，轻伤2人。案发后均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后悔不己，有悔罪的表现，对自己的行为给社会、学校，特别是给被害人及家庭造成的损害和对学校的影响有深刻的认识。如：被告人赵某见自己的好友杜某与李某在打架，就不由分说持水果刀，上前就照李某的后背刺一刀，致李某死亡，案发后，赵某后悔不已，本是同窗，理应阻止打架，却拔刀相助。
　　5、作案地点集中。犯罪地点除学校宿舍外，65％以上都是在网吧、练歌厅等娱乐场所或饭店等地。校外的寄宿生除在学校上课外，其余时间成了无人管，有的上网吧练歌厅与社会闲散人员混，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如被告人焦某与网友（两劳人员）常在一起，盗窃作案多起，而在市郊区整日劳作的父母却以为儿子在复习考大学。

二、寄宿生犯罪原因

　　寄宿生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个人行为，因而造成寄宿生犯罪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心理不够成熟，易冲动，自我控制能力较弱。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身心处在成长期，体内分泌的激素一方面促使全身组织迅速发育；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脑和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使之情绪易激动且难以自控。此时如接受外部刺激易产生冲动，导致行为过激而违法，甚至犯罪。
　　2、是非观念较弱，思想道德易蜕变
　　由于我国历来都重视是非观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现在的学生一般都有一定的思想道德意识和是非观念，但从调查的情形，却证明现在学生是非观念和思想道德却不稳定，容易变化，探其原因，一是社会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全体社会成员在无数次的实践之中，经过理性思考而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准则，人们也只有在大量的社会实践中才会得到社会道德的深刻认识，形成对社会道德稳定的认同，而寄宿生生活经历简单，社会实践机会几乎等于零，对社会道德的认识大都来自于学校、家庭的教育，难以得深刻认识。二是我国正值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强烈地振荡着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是非观念。
　　3、有不健康的心理。寄宿生受着来自学校的压力和父母过高的期望，当遇到挫折后，一部分人由于缺乏对挫折的正确认识和心理准备，没有应对挫折的办法和经验，经过几次挫折便心灰意冷悲观失望；还有一部分处事有功利化的倾向，为了满足享乐挥霍的私欲和高消费的虚荣心，他们唯利是图，往往不惜以违法犯罪手段达到目的。
　　4、爱慕虚荣，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消费。现在的寄宿生中，有一种摆阔气和高消费的倾向。一些寄宿生在校穿名牌衣服、使用手机、外出打的，高消费对那些家庭条件差的学生是一种诱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的寄宿生勒紧腰带宁可少吃饭，节省钱来消费，如吴某一日三餐并两餐，省下钱买高档化妆品，每周定期作美容。再如，被告人李某在浴池洗澡后，误将他人的衣柜打开，见有一部手机遂产生占有之念，于是将手机盗走，并将衣柜锁好。开庭时他为什么要偷手机，他说再过两天是同宿舍同学生日，我过生日时，他送我的礼物挺贵重的，这回他过生日我寻思得买点拿出手的礼物，但父母给的生活费又花光了，于是打算偷手机卖掉买生日礼物。
　　5、法制观念淡薄，利己主义严重，作事鲁莽不考虑后果。寄宿生只偏重学习书本知识，法律知识欠缺。很多学生没有用法律规范评价社会行为的意识，有的甚至是法盲。因此，他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仅凭感觉或用非传统的善恶、美丑等道德标准来评价社会行为，当他们面对冲突和矛盾时缺乏理性的思考，而易感情冲动，甚至做出违法行为。还有的学生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听之任之，任人摆布，同时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这也助长了违法分子的威风。如低年级的学生常常被高年级的学生拦劫，抢钱或衣物等，却忍气吞生，不敢反抗或向学校老师反映。
　　6、家庭溺爱多，教育少。现在的寄宿生中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往往得到溺爱，住校后，家长更是对其生活上关爱倍致，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满足子女的需求，子女定期回家时，也只是关注分数，关注吃穿用，而在对子女思想政治道德等方面教育，则是既缺乏了解，又疏乎于引导，久而久之，有的学生不求上进，缺少法律常识和法制观念，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膨胀，逐渐滑向犯罪的泥滩。有位家长，得知儿子犯盗窃罪，起初颇感震惊，认为自己儿子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吃穿用都不缺，怎能偷别人的东西呢，直到开庭时才相信。
　　7、学校管理不善。目前，一些学校管理存在着问题，对寄宿生夜不归宿、吸烟、酗酒、沉迷网络空间、贪玩厌学、打架斗殴、辱骂他人等不良行为，未进行有效的控制，对迟到、旷课、考试作弊等违纪行为未给予及时或适当的处分。由于学校纪律不严密，管理混乱，各部门不履行职能，班主任和负责日常生活的教师不认真负责，缺乏对学生的了解与关心，以至于学生的不良行为任其发展，最后导致犯罪。如在故意伤害案件中，发生矛盾特别是互殴后，学校也未引起重视，未及时进行调查处理，没有将犯罪苗头消除在萌芽中，以致犯罪后果最终发生。

三、预防寄宿生犯罪

　　寄宿生有其特殊性，应根据其年龄及犯罪特点，原因，积极做好犯罪预防工作。
　　1、增设刑事法律常识课，强化对学生法制教育。从对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犯罪的寄宿生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因此，强化对寄宿生法律教育刻不容缓，建议增设刑事法律常识课，聘请公、检、法部门人员，通过个案的剖析或展示图片、放录像等形式，经常给学生讲法制课，让法律伴随他们健康的成长。
　　2、学校应加强疏导工作，避免矛盾的激化。一旦发现学生在生活、学习中有争执、殴斗的征兆，应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调解和开导。建议在学校设立心理咨询室，特别注重法律问题的咨询，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有疑难问题，及时找这方面的心理教师和法律专业工作者，进行思想交流，便于沟通，将他们的逆反情绪得到及时纠正，从而避免矛盾的激化。
　　3、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政治思想工作贯穿于日常的生活学习的教育、管理中，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生活消费观念上，予以正确的引导，提倡和鼓励自我奋斗、自尊自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互助友爱的精神和理念，消除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同时要加强治安管理，要让学生自己的家园、自己管理，做校园的主人，提高学生自我防范意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寝室的安全保卫工作，杜绝盗窃等犯罪活动的发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要了解学生思想、行为动态，发现矛盾，及时解决，防止事态恶变，消除不安定因素。
　　4、严格限制性措施，防止后果的发生。限制性的措施，是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认定和分析，在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前提下，事先的一些限制性的行为规范，以消除违法犯罪的诱因和漏洞，防止犯罪发生，最佳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营业性舞厅、网吧等场所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只有严格地执行相关的法规，才能使那些免疫力低的未成年人无法接触到负面的影响，也就能制止或者减少犯罪。
　　5、学校和家长应建立联系制度，共同关心学生的思想、行为动态，学校不仅要关心每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情况，要定期将学生在校方方面面的表现情况告知家长，同时家长要及时反馈学生在校外的情况，这样可全面了解学生状况。家长要在关心子女成绩、生活的同时，要更重视子女思想、觉悟道德修养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寄宿生的出现，要求学校应建立配套的管理机制，家庭也应重视子女在校情况，而不应持放任态度，单依靠学校管理。寄生犯罪应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遏制和预防寄宿生的犯罪，保护其健康成长，应当成为我们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