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　立　第　三　人　侵　害　债　权　制　度　浅　析

　　　　　　　　　　　　　　　　　李林启
　　　　　　　　　　　　（湘潭大学法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

摘 要：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是民法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发展，各国在20世纪普遍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本文从社会基础、理论依据、比较法角度及我国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进行了论证。
关键词：债权相对性 第三人侵害债权 建立


Research on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the Third
Party Infringing Creditor＇s Rights

Li Lin-qi
(Faculty of Law, Xiangtan University , Xiangtan , Hunan 411105 Chain)

Abstract: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question of the third party infringing creditor＇s rights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e extent of the civil law. Since 20th century, many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the system of the third party infringing creditor＇s rights because of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author discusses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the third party infringing creditor＇s right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Relativity of creditor＇s rights The third party infringing creditor＇s rights Establish


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是民法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繁杂，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其重要价值日趋显现。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在整体上实现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立法化，但司法实践要求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势在必行。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性质、构成要件、具体形态、效力、免责事由、责任承担方式、辅助性功能及其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协调等问题尚存在许多争论，学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想就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为了避免这种探讨流于形式而缺乏针对性，这里仅就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求体系上的完整，只求尽可能透彻地说明此问题，希望通过探讨，对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有所裨益。
一、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社会基础
民法上债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以拉丁文Obligatio表示。查士丁尼在《法学纲要》中称“债是依国法使人为一定给付的法锁。”所谓法锁或法律上的锁链，指特定的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1] 债就象一条锁链，将特定的当事人拴在一起，互相承担义务，享受权利。即这种“法锁”使得债的效力仅作用于基于债的形成的直接当事人之间。正如梅因所说，法锁的意象沾染了和渗透了罗马契约法和侵权法的每一个部分。法锁把各当事人拘束在一起，锁链只有通过清偿的程序才能解除。[2] 罗马法所建立的债权相对性理论，以“任何人不得替他人定约”（alteri stinulari nemo potest）的法谚为原则，尽量排除第三人与契约发生任何关系的可能。这种理论，历经数千年流变而持之不易，至今仍是区别侵权行为法与契约法内容、体系的基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法的个人本位逐渐让位于社会本位。依社会本位的法律观念，义务的负担不仅仅出于义务人的意思，法律的任务也不仅仅在于保护个人的权利。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法律可以强加给人们特定的义务，限制或剥夺某种权利。所以，为了维护公共秩序，保障诚实信用、正当竞争等原则，对债权采取类似物权的保护方式，强调与债的关系无关的第三人不得侵犯债权则为必要。[3] 如果放任第三人对债权的侵害，时常会使对债权人的保护落空，甚至鼓励第三人与债务人串通对债权人利益的侵害。其结果，自然破坏了社会所希望的交易规则和自由竞争的环境，导致社会整体利益受损。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生活的多样化，民法上的权利关系也愈加复杂，物权债权逐渐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物权和债权相互借鉴各自的保护手段以保障自身的权利的实现，因而形成物权债权化和债权物权化的趋向。债权物权化的趋向不断发展，就使债权的不可侵性更加强化，使债权对抗第三人侵害其侵权行为的效力更接近于物权的对世权、绝对权的性质，几乎具有相同的内容。”[4] 让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来保护债权势在必行。借鉴物权的保护方法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来强化对债权的保护。另外通过债的关系使财产的流转和利用达到了最高的程度，现代财富的中心，已由物权移向债权，人们行为的重要性，也已由物权行为移向债权行为。“在人们将其财产观念从小农经济的固守财产转向使财产在运动中不断增值，从封闭呆滞的财产流转朝向开放灵活的财产流转的过程中，债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不断加强。”[5] 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正是对债权在民法中的优越地位的回报。
“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特别是民商法规则的健全和完善。在中国，普遍存在民事主体意识缺乏，民事权利知之甚少，大多数民事主体既不懂得如何行使、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也不习惯于尊重他人的民事权利。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下，受利益驱使，更容易发生侵害他人合法债权的行为。引诱违约而侵害债权的例子大量存在，即在第三人引诱债务人违约时，债务人基于效率违约的考虑（他从第三人那儿得到的利益大于他将对债权人因承担的违约责任的损失）而违约。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约束机制。过去由债权相对性概念及其规则构成的制度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突破和例外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美国法律哲学家E·博登海默所说：“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创造这些规则和概念的目的乃是为了应对和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我们还必须谨慎行事，以免毫无必要地、毫无意义地强迫生活受一个过于刻板的法律制度的拘束。”[6] 用庞德的话来说，就是“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当社会生活需要某种法制的新形式时，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形式会被创造出来；当社会生活不需要某种法律的形式时，即使它具有神圣的外衣，也最终会被抛弃。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它的建立就是“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的映证。
首先，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更加充分地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即反映和确认了一定的经济关系，减少了不确定性。传统债权的相对性使得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损害赔偿，一旦债务人无力赔偿，或者债务人的赔偿不足以弥补债权人的损失，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便得不到保障。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赋予债权人向第三人提出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突破了以债的相对性为基础的违约救济，添加了第三人担负不得侵犯他人债权的义务，使得法律对债权的保护更加充分、完整，增强了合法债权得以实现的可能性。
其次，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维护交易安全。法律对经济关系不仅作出确认、调整，而且加以维护和保障，保证其正常的发展秩序不受侵扰，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经济功能的目的性及其本质。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引诱他人违约、直接侵害债务人的人身或财产致其履行不能、排挤竞争对手的直接侵害债权等行为层出不穷，极大地损害了交易安全与市场秩序，使市场经济的发展遭到扭曲。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在法律上予以否定评价，使第三人的不法竞争行为受到制裁，可以有效地制约第三人，同时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制约也有利于实现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各类社会主体间的和谐关系。[7]
正如王利明教授所指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项经济活动需要由合同加以联系才能进行，合同关系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复杂的网络，一个合同不能履行，则会破坏人们在财产上的相互依赖和协作关系，甚至造成一系列合同不能履行，影响到社会交易秩序。为了保护合同的正常履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制止引诱他人违约、干涉合同关系等各种侵害债权的行为。尤其是因为侵害债权的行为人常常具有直接加害于债权人，破坏合同关系的恶意，该行为在性质上比一般违约行为更有害于社会交易秩序，如果不能通过侵权制度制裁侵害债权的不法行为，则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交易的安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8] 因此，在我国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理论依据
债权是否具有可侵犯性，历来有否定说和肯定说。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债权具有相对性，即债权为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请求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债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第三人对债权人不负义务，自无侵害债权的可能。依此理论，因第三人的故意或过失致使债务人履行不能或履行迟延时，债权人仅得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或者请求债务人让与其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否定说论者正是由此而获得的结论。肯定说论者在区分绝对权与相对权的理解上对传统观念进行了更为精确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扫除了在债权不可侵性面临的债权相对性这一“绊脚石”。如台湾学者李肇伟认为：“绝对权与相对权之区分，亦只能就权利之主要内容是否对抗一般人为目的之不同而言。于是在绝对权，因一般人须履行不侵害之义务，而得对抗一般人，得谓对世权。而相对权，既须特定义务人履行义务，固得对抗特定义务人；而一般人仍须负不侵害之义务，是仍得对抗一般人，自不得谓对人权。故绝对权为对世权虽可，以相对权称对人权则不可也。”[9]也有学者认为：“债权的不可侵犯性主要用来描述债权人与不特定第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债的对外效力；债权的相对性则用来表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债的对内效力。”[10]
现在，债权具有不可侵犯性，逐渐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判例所接受。那么债权被侵害后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和人身，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损害行为。侵权行为以绝对权作为侵害客体，侵权行为的责任系由违反法律事先规定的针对一般人的义务引起，而不是违反了由当事人自行协议所规定的、针对特定人的合同义务。对此，让第三人能因其对债权的损害行为而承担侵权责任，各国的理论依据各不相同。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任何行为使他人受到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规范和调整一般侵权行为，设条对其保护对象采概括规定，解释上理应包括债权。德国的第三人侵害债权一般适用其民法典第826条“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损害”的规定。而台湾对第三人侵害债权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依据通说是台湾民法第184条第1项的后段：“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害于他人者，应当负赔偿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同时《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而债权属于预期的财产利益，是无形财产，应当包括在“财产”概念中，受到与有形财产同样的保护。从上面《民法通则》的规定看出，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理论依据是：债权作为一种人们享有的一项重要财产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这是由宪法确立的权利不可侵犯性原则和侵权行为法的基本价值目标决定的。并不因为债权自身的特性即相对性和非公示性而排除在权利保护体系——侵权行为法之外。即凡法律上的权利，皆为法律所保护的对象，“于物权然，于债权独何不然”。[11]
三、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比较法研究
在大陆法系，虽然多数国家的学者在理论上认可债权的对世性，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对债权予以侵权救济的典型案例，但各国立法对此均持审慎态度，规定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纯粹法律规则在法制上尚属空白。但各国学者和法官采取迂回手段，对现存的原则性立法进行扩充解释，扩大其适用范围，力求在现行法制框架内为债权的侵权救济寻求合理的请求权基础。自20世纪以来，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充分保护债权人的需要，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已为多数国家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认同。
《德国民法典》未正式规定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但有学者认为，“在德瑞两国，侵权行为并不以权利之侵害为要件，违反法律保护规定及故意违背良俗之加害，均足构成侵权行为，而自权利之侵害言之，虽不具备侵权行为要件，自其他方面观之，则已具备，故运用灵活。”[12] 《德国民法典》第283条第2款规定：“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之法律者，亦负同一义务。依其法律之内容无过失亦得违反者，仅于有过失时生赔偿责任。”该款规定的保护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包容债权损害的经济损失，可其适用条件严格，只有当损害是由保护性法律旨在防止的危险所造成的时候，受害人才能请求赔偿。第826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该条规定：“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加害于他人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依该条规定，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具有侵害性和不适当性，受害人就可以请求侵权救济。这样，德国通过对民法第283条第2款、第826条的灵活适用，给予了债权人较为全面的侵权法保护。
法国立法固守罗马法，坚持债权的相对性，不承认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法学理论界在债权的侵权救济问题上已与法院达成高度一致。《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责任。”这实际上就承认了侵害债权的行为和该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最先在司法实践中适应该条款的是1908年Raudnitz. V. Deouillet一案。该案案情是，巴黎时装师Deouillet挖走Raudnitz数位高级雇员，1901年6月，又与Raudnitz所雇的Richard女士商议，许以优厚的薪水，并同意补偿Richard违反前约所应负的赔偿责任。Richard在与Deouillet签约以后，又与Raudnitz重新达成协议，Raudnitz为Richard加薪并支付其违约后所致的违约金责任10000法郎。之后，Raudnitz起诉Deouillet要求赔偿损失，即其留驻Richard所额外支付的费用。法院支持原告的主张，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法院解析说：“并非让被告负违约责任，而是让其对自己故意的、为自己牟利的准侵权行为负责，正是这种行为导致并致使前一合同被违约。”该经典案例确定了第1382条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也正式确立了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
《日本民法典》第709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时，负由此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日本平凡社《世界大百科辞典》第13卷中规定：“妨害债权实现的称侵害债权。广义言之，第一是债务人的侵害，即不履行债务；第二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对债权的侵害。”依上述规定日本民法确立了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并运用到司法实践。如日本大正四年（1915年）3月10日法院一判决书称：甲委托ABC三人将其所有的山林卖出，此三人与买主D的代理人乙通谋廉卖，其实际买卖价与廉卖的差额由四人私分，甲以违背信任提起民事诉讼，认为乙、A、B、C侵害了委任契约上的债权并请求损害赔偿。法院判决认为第三人教唆债务人或与债务人共谋使债务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构成不法行为。
台湾民法第184条第1项后段规定：“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害于他人者亦同（负损害赔偿责任）。”王泽鉴先生认为此规定表示债权受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台湾地区实践也坚持此种观点，认为债权具有不可侵犯性，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债权者，应负侵权法上的责任。可见，债权的不可侵性已成为台湾立法所确定的一项原则。
在英美法中，将第三人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称为妨害合同权利或合同关系。其制度的发展要较大陆法早些，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最先确立侵害合同关系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是英国法。其里程碑案例是1853年的Lumley V. Gye一案。在该案中，原告一剧院老板Lumley与女演员Johanna签定了演出合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Johanna只能在皇后戏院演出，未有原告书面许可，不得在其他地方演出。被告Gye得知该约定，而以更高的出价引诱该女演员违约，到自己的剧院演出。后Johanna虽被法院颁发禁止令，不得在被告的剧院演出，但其最终无意履约，原告Lumley于是将Gey告上法庭。法院认为，履行合同义务的承诺是一种无形财产，这种财产应受到与有形财产同样的保护，引诱别人违约就是对这种无形财产的侵害，给予受害人损害赔偿救济的基础正是引诱违约行为。最后，法院以被告恶意破坏原告的雇佣合同而判决其赔偿原告的损失。在此著名判例的基础上，又通过1881年Bower V. Hall和1901年Qninn V. Leathem两案最终确立了干涉合同关系制度，与大陆法系的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相对应。
美国《侵权行为法第二次重述》给侵害债权行为下了明确的定义：“无论是明示还是默示的商事关系一般都可落实到合同上，缔结合同并从合同的履行中获取利润是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利。不正当干涉该权利，无论是阻止合同的订立或是干涉合同的履行的行为一般称为干涉预期经济利益的侵权行为。”可知，美国也是承认债权是侵权行为客体的。[3]
在我国，借鉴历史和国外的先进法治理念及具体法律制度，以尽快建立、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具有得要意义。通过对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比较法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制度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及其规定的利弊，有利于我们把握其趋势，服务于立法、司法实践中，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
四、我国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
我国尚未建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1998年9月7日《人民日报》公布的《合同法》全民讨论稿第125条规定：“第三人明知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采用不正当手段，故意障碍债务人履行义务，侵害债权人权利的，应当向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条基本明确规定了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但是由于对侵害债权制度的认识不够，也有的学者认为侵害债权应由侵权行为法来调整，所以现行的《合同法》却没有对此作出规定。这使20世纪各国普遍建立的一项制度在我国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但是，我国法律关于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规定在不断前进。我国《民法通则》第11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由于上级机关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另一方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再由上级机关对它因此受到的损失负责处理。”《合同法》第12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这两法条虽然都是债的相对性的体现，但都提及了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规定：“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合同法》第59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5条第2款规定：“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这些规定，实际上是确认了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某些具体形态，正是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表现。也许我国法律在制定上述规定时对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体现是不自觉的，且这些法律规定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但它们所体现出的我国法律接受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必然趋势是非常明确的。
虽然立法上没有明确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但司法实践及司法部门的有权解释做出了可以被认为至少是部分地承认了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规定。司法实务中，我国已有判决认定第三人侵害债权成立侵权行为。原告甲校图书馆的助理馆员孙某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因服务期未满未获校方批准，后由乙厂出具假证明，得以出国。原告甲遂起诉被告乙厂，原告胜诉。[13]1985年12月，湖北省农牧工商联合公司电汇9.2万元贷款给湖北省建始县某收购站。后因该收购站无货可供，双方于1986年1月3日到花园乡信用社办理了汇款手续，将货款退给联合公司。1月4日，收购站独自到信用社要求撤销汇款，信用社在未收到原汇款证明情况下，将该款支解，使联合公司蒙受经济损失。对此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10月18日法（经）复（1988）45号《关于信用社违反规定手续退汇给他人造成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认为，“花园乡信用社违反有关规定，给收款人造成了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另外，成都市某信用社在案件当事人的存款帐户被冻结期间与被冻结存款的当事人串通，非法将资金转移，致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无法执行。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5月5日法函（1995）51号批复明确指出：“由于信用社的行为侵犯了债权人的利益，对此信用社应在被转移的款项数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对债权的侵害方式越来越多，社会对债权稳定性的需求也不断提高。我国广泛的社会基础、立法已经确立的基本原则、司法的实践经验及世界各国的立法通例，都为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广泛吸收和采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在充分注意与其它法律条款的协调下，在立法中确立这一制度，然后通过必要的司法解释和相关的判例加以完善。


参考文献：
[1] 周楠：《罗马法原论》[M]，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28页。
[2] 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3页。
浅谈法治与和谐社会

张晓芹


内容提要：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法律的基本价值——秩序、人权、正义、效益，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本文试从法律价值的角度阐述法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法治所维系的秩序是和谐社会形成的标志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秩序”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现象 ，包括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法治所维护的秩序主要是指社会秩序，它意味着一种有序的社会状态，这种有序性是通过正常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社会结构的有序性、事物运行的规范性、事物发展的程序性、事件的可预测性等表现出来。法治，无论是作为治国方式，还是作为依法办事的原则，最终都要表现为一种秩序。达到某种秩序，既是法治的目标和结果，也是检验是否厉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指标。法律秩序是法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有条不紊、充满生机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在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和必要条件。和谐是一种有序的状态，和谐社会必定是运行有序的社会，社会运行有序体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章可循，社会纠偏机制能够及时发挥作用。一个社会安定有序，本身就是不同利益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表现。因此，秩序构成了人类理想的要素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它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一个社会如果处在动荡不安、混乱无序的状态下，人民群众不可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社会的和谐除了要有稳定安宁的政治环境，还要有运行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秩序是建立在“现代的稳定” （动态的稳定）之上，即在现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
法治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良好的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法律的功能和使命就是通过有效地解决纠纷、防止纠纷来形成和维持秩序。第一，法治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这种差异在丰富社会生活内容的同时，也容易造成人们之间的冲突和混乱，如果有大量的社会冲突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社会秩序无法形成，更谈不上社会和谐。法治为控制无序与混乱不仅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来协调、支配和控制人们的行为；还设定了独立的司法机构、仲裁机构，由其运用特定的法律规则解决纠纷，并且裁判的效力是由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第二，法治能有效地预防纠纷的发生。法治不是万能的，因为它不可能防止任何具体纠纷的发生。但是，它可以降低它们发生的概率，从而使实际发生的纠纷在总量和冲突烈度上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激增，法治以其强制力和威慑力预防和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缓和矛盾增长趋势，防止纠纷发生，保证社会各种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秩序保障。
二、法治所保障的人权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人权概念是个十分广泛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它的深刻内涵可以从三个层次去理解 ：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它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即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它描述一种制度安排，其中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选择受到法律效力的保障，商品和机遇在有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给个人；人权更是一种实有权利，即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它的实现除了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还要有法律的确认与保障。离开法治谈人权就会使人权成为“空中楼阁“，反过来离开人权谈法治就会使法治丧失其赖以生存的价值基础。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基础。一个和谐的社会最基础的东西就是尊重人权，甚至是人权高于一切。社会是由不同个人、群体、阶层构成的，在这个共存共生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学会协调、合作和互助，这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原则。人类能够更好地同生共存的基础在于人们享有其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比如尊重人性、保障人权、捍卫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这些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因而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与遵守，社会通过自由、平等与竞争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一个社会只有尊重和保障人权，使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成为社会的积极主体，每个人就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具有和谐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因而，和谐社会必然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之上。没有人权的普遍实现，就没有真正的社会和谐；人权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就无社会的和谐。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一个和谐的社会的底线是什么？底线就是人权，如果人权都没有保障，又何来和谐！”
法治是实现人权的可靠形式。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而它作为法治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可能由理论变成实现。其中，法治对人权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法治为人权的实现提供法律依据。人权在本质上属于国家内部管辖问题，如果得不到法治的确认与保障，人权便无法实现。只有通过一国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在人权受到侵犯的时候，才能依法受到保护，才能依法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制裁；法治规定的一套严格、完备、科学合理的司法救济程序，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明确的方法和途径。其次，法治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相关的体制、机制保障。人权的实现必然要求建立保障人权的体制，必然要求有一个实现人权的运行机制，而这种体制、机制，也只有依靠法治才能予以建立。因此，从实现人权的角度讲，法治的作用体现在使公民的人权得到尊重与保障，不受非法侵害或受到非法侵害后能得到公正的司法救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规范、调整和引导人的自觉的行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三、法治所维护的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
正义，同公平、公正、公道、合理等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在伦理学意义上，正义要求人们各得其所，满足其合理的、公正的需要和要求；在政治、经济上，正义指一种与社会发展的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合理需要和利益的制度，它的实现与否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正义。“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公正之术”(塞尔苏斯)，这些古老的格言和法的定义表明：法与正义是不可分的，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之一在于实现正义。
维护公平与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人类社会是一个利益互动的社会，《史记》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使我们人类社会既存在着利益的一致，又处处充满着冲突。之所以存在利益一致，是因为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比他们独立活动生活得更好；之所以存在利益冲突，是因为每个人都对自己占有社会合作的成果的份额非常敏感，并且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个较大的份额。防止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就是使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得到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如果有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剧烈的利益矛盾，直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所以，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人际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发挥出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会具备深厚根基。
法治是实现正义的有效方式。社会生活中正义仅仅靠个人的美德不足以维持，必须依靠法治来促进；人们的基本的合理的需要和利益能否得到保证，也取决于法治能否得到运用。正义作为法治的宗旨和目的，其本身就蕴藏于法治的丰富内涵之中，法治只能实现全面正义才能找到其合理的位置。和谐社会的基本形式是人与人的和谐，其核心的问题是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平地分配社会权益，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当前的诸多不和谐、不稳定现象，其引发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都是一种权益的失衡。这种权益失衡的交汇点突出表现在个人、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各阶层、各群体间权利义务分配的不公正。。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主要是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一套正义的原则来指导社会适当地分配利益和负担。法治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把指导分配的正义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具体化为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法不仅可以为和平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而且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最终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成为资源分配公平，群体利益均衡，人际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
四、法治所追求的效益是和谐社会形成的目的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效益的基本含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一个有效益的社会，就是能够以同样的投入取得比别的社会更多的有用产品，创造更多财富和价值的社会，亦即自然、社会和人文资源优化的社会。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责无旁贷地负有这样的经济与社会宗旨：有利于人的解放与发展，有利于生产力的进步与提高，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保护、合理的配置及高效利用。因此，法治必须把效益作为自己的应有的价值取向。
追求效益是和谐社会形成的目的。和谐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相对宽裕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此，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曾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因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贫穷的基础上更不会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资源的日益稀缺要求我们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必然要追求效益，以较少的资源投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谐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尊重人权的社会，崇尚正义的社会，也必须是追求效益的社会，没有效益的社会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完美的社会。
法治是促进效率的有利保障。法律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宗旨是以有利于获得最大化效益的方式分配资源，并以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法治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第一，承认并保障个人物质利益。利益，就是人们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在社会心理学中，满足既被人们当作需要的实现，又是新的需要的起点和契机，因为追求利益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个人的自我利益的不断实现是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动机，是资源有效利用的不竭动力源泉，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原动力。因此，法律应承认和保护人们的自我利益，激励人们在法定范围内尽其所能地实现物质利益，并赋予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正当权利，以使资源得以最有效率地利用。在追逐物质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对立和磨擦，这种对立和磨擦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是巨大浪费。因此，法在承认和保护个人的物质利益的同时，还要权衡和调节各种利益冲突，以便把对立和磨擦减少到最低程度。第二，确认和保护产权关系。法律通过确认和保护产权关系，鼓励人们为追求效益而占有、使用或转让财产。法律赋予了人们对资源的占有权和使用权，财产所有者有权排除他人对自己财产的侵犯或夺取，就有信心和动力投入资源，创造和发展财富。同时，法律还为财产权的转移提供便利和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通过权利的自由转让和重组实现的，如果财产权是固定不移的，资源就不能从低效益的利用转移到高效益的利益，就不能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校225009）0514-7989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