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政府


襄阳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


《襄阳市市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已经2011年4月18日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襄阳市市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市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督管理，维护预售商品房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商品房预售资金用于相关的工程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1号）、《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2010]53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防止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鄂政办发[2010]107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市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含襄州区，下同）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其商品房预售资金的收存、支取和使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商品房预售资金，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将其开发的商品房在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前出售，由承购人按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预先支付的购房款，包括定金、首付款、预付款及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等款项。　　
本办法所称承购人，是指购买预售商品房的单位或个人。
第四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管部门)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主管单位，负责市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工作。　　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按预售许可证开设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并会同市房管部门共同制定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监管措施。各商业银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配合做好监管工作。
第五条 商品房预售资金的收存：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应当在商业银行开设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并与市房管部门、开户银行签订《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书》（《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书》范本由市房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拟定）。一个预售许可证只能开设一个专用账户。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多个商品房开发项目的，应当分别开设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始预售商品房时，应在售楼部醒目位置公示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及专用账户信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注明监管银行及专用账户信息，以便相关管理部门和承购人监督、查询和使用；
(三)承购人应当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持《商品房买卖合同》将商品房预售资金存入商品房专用账户，持商业银行出具的付款凭证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换取购房发票；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直接收存承购人支付的商品房预售资金，所有商品房预售资金都必须存入专用账户。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时，应当同时附商业银行出具给承购人的购房款存入专用账户的凭证。

第六条 商品房预售资金的使用：　　
（一）商品房预售资金的使用范围，包括购置必需的建筑材料、设备，支付项目主体及配套设施建设施工进度款、法定税费、预售项目抵押贷款本息、必要的管理费用等。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商品房预售资金时，应向市房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原件）： 　　
1、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申请表； 　　
2、用款计划； 　　
3、用于支付工程款的，提供施工监理单位出具的施工进度及质量证明和施工单位的用款申请；用于支付购买项目建设必需的建筑材料、设备款项的，提供与供应商签订的购销合同；用于该项目其他费用支出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市房管部门收到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用款申请后，资料齐全的，按下列程序审查，并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1、审查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资料； 　　
2、核定用款额度：　　
3、组织现场查看施工进度。　　
同意使用商品房预售资金的，出具核准意见，银行凭核准意见办理商品房预售资金拨付手续；不同意使用的，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对于资质等级高、信誉度好、资金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实行书面审查，在1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市房管部门应在本办法施行后会同有关部门确定此类房地产开发企业名单，并在本部门网站上公示。　　
（四）预售商品房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前，专用账户内的资金不得低于该项目工程建设费用的4%（建设费用以市发改委批准文件为准）。

第七条 市房管部门应加强对预售项目的巡查。对已批准使用预售资金的项目，要每月巡视一次，并记录相关情况。若发现有挪用预售资金行为、工程进度比计划迟缓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现该项目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将该项目列入重点监管范围，暂停审批使用该项目预售资金，并责令企业进行整改，经整改后再恢复审批其使用预售资金。
第八条 市房管部门每月末将预售资金审批、发放等有关情况在本部门网站上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第九条 预售商品房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向市房管部门申请撤销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申请撤销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撤销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申请；　　
（二）预售商品房已办理房屋初始登记的证明材料。　　
市房管部门收到申请后，资料齐全的，应在3个工作日作出答复：符合撤销条件的，在申请书上签署同意撤销意见，申请人凭此意见可向开户银行办理结算手续，注销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不符合撤销条件的，在申请书上签署不同意撤销意见，并书面说明原因。　　
撤销商品房预售资金专用账户后，原签订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书》终止执行。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使用商品房预售资金的，均有权向市房管部门举报投诉。市房管部门调查处理后，应当向实名举报投诉者答复调查处理结果。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交存、使用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由市房管部门依照《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一条 商业银行未履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书》约定监管义务的，市房管部门有权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书》的约定，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二条 工程监理机构出具虚假证明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市房管部门工作人员有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索贿受贿等行为的，视其情节轻重，依法依纪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负责解释，各县(市)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对一起拍卖纠纷的法律分析和思考
龚德培　彭　政

　　1995年10月18日，长沙市某区人民法院依据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和该院
　　已生效的(1994)第48号民事判决，裁定查封了常德希贵启豪房地产开发公司座落于常德市楠竹新村商品房一号楼，期限六个月(从1995年10月18日起至1996年4月17日止)。同年12月8日，公正拍卖公司受该人民法院委托，在常德市宏达宾馆举行拍卖会，对已被查封房屋进行公开拍卖。该区法院负责人及执行人员、常德希贵启豪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称希贵启豪公司)有关人员、常德市房地产管理处负责人等出席拍卖会。常德市公证处公证人员现场公证。拍卖会上，主拍人向竞买人宣读了《拍卖规定》和《特别提示》，《特别提示》强调指出，此次拍卖的标的物，属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财产，由人民法院提供过户依据，拍卖后依法清场，被执行人出售此商品房无效。原告朱某通过公开竞价，以每平方米320元，总计价款为454794元的成交价，竞得该拍卖房。公正拍卖公司与朱某依据国内贸易部《拍卖管理办法》之规定，双方当即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经现场公证确认合法有效。朱某按双方所签确认书的约定，于当日和同月25日，先后两次向公正拍卖公司付购房定金和成交款406000元，尚欠48000元在房屋产权过户后一周内付清。公正拍卖公司按比例扣除了36000元佣金后，将所收的拍卖成交款370000元交给了该区人民法院。拍卖成交当日，该区法院执行人员与朱某来到被拍卖商品房的现场，对该房屋内外清场，并再次言明由法院尽快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但此后，该区法院既未在该房屋查封期限内，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又未延长该房屋查封时间。直至1997年4月，当朱某得到该区法院和公正拍卖公司出具的过户法律文书及证件到常德房地产交易所和房产局办理过户手续时，才得知其在拍卖会上竞得的房屋，因法院查封届满等原因，已被该房原房主希贵启豪公司转卖给他人，并办理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致使朱某蒙受严重损失。因此，朱某起诉公正拍卖公司。
分　　歧
　　该案在确定被告主体和如何诉讼的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意见，驳回朱某起诉，告知朱某另行起诉希贵启豪公司。理由是：人民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强制拍卖被执行人财产属司法行为，不是买卖商品交易行为，不属拍卖法及相关行政法规调整，它与被执行人之间属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强制处分财产的所有权人仍是被执行人，朱某作为竞买人，其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应是希贵启豪公司，因此，应视为朱某与希贵启豪公司实际构成房屋买卖关系。朱某交付了大部分款项，虽未登记，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在《关于贯彻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令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的规定，可以视双方买卖成交。买卖成交后，卖方有责任和义务将房屋及时交付给买受人，但该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趁机将该房屋转买他人，既妨害了民事诉讼，又构成侵权，因此，应将该公司作为被告。
　　第二种意见，应由公正拍卖公司作被告。理由是：本案中该区人民法院委托公正拍卖公司卖房，它们双方是委托合同关系，而竞买人朱某最后与公正拍卖公司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虽然法院未交付实物委托其拍卖，在竞拍会上《特别提示》中亦强调房屋过户手续由人民法院提供，但从拍卖成交确认书的内容看，公正拍卖公司还有将48000元竞买款在过户后一周内收回的义务，虽然只有法院提供法律文书协助过户这一先决条件才会有公正拍卖公司收回48000元房款的义务，但作为卖方有按商业交易习惯督促法院和朱某办理过户的责任和义务。退一步讲，公正拍卖公司对过户未成没有过错，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朱某起诉公正拍卖公司先承担责任是符合法理的。
　　第三种意见，朱某应起诉公正拍卖公司作被告，由审理法院追加该区人民法院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理由是：该区人民法院委托公正拍卖公司拍卖强制执行财产，该法院对该房产有处分权，应视为财产所有权人，其与公正拍卖公司是委托合同关系，而公正拍卖公司作为卖方与竞买人朱某是买卖合同关系，由于该区法院未履行特别提示中为朱某提供过户依据的义务，致使朱某遭受经济损失，虽然公正拍卖公司为被告，但该区法院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因此，应依法追加该区法院为民事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四种意见，朱某应申请该区人民法院给予赔偿。理由是：法院强制拍卖行为属司法行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而本案中该区人民法院由于对生效判决执行过程中，有不履行义务的重大过失，造成该判决执行错误，造成他人损害，应当给朱某司法赔偿。
　　第五种意见是朱某起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支持，只能通过法律以外途径找该区法院补偿这笔损失。理由为：朱某并未实际取得该房的所有权，因而希贵启豪公司并未直接侵犯其权利，起诉它没有依据；既然法院强制拍卖属司法行为，公正拍卖公司只是协助法院强制执行，因而不能起诉公正拍卖公司；如申请该区法院赔偿，该区法院的行为又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3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的情形，即该区法院不属执行判决错误，因而不能申请国家赔偿。既然诉讼和申请国家赔偿无门，朱某只能通过自身交涉、多方反映、寻找其它途径解决。
评　　析
　　笔者认为，本案中该区法院的强制拍卖行为并不规范，从本案的证据看，已形成这样的既成事实，该区法院委托公正拍卖公司进行拍卖，有委托合同，它们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竞买人朱某通过竞买与公正拍卖公司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双方成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基于本案事实，笔者倾向第二种分析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本案不能起诉希贵启豪公司。虽然朱某通过竞买方式，以最高价竞中房产，并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这一重要法律手续，但是，房产需经过户才最终转移所有权这一法定程序并没有完成。此外，1984年最高法院的解释也不符合本案实际状况。因此，不能认为朱某取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
　　其次，基于对本案事实的认识，笔者不同意那种把公正拍卖公司拍卖行为作为协助法院强制执行行为的认识。一是该区法院发出委托函后，公正拍卖公司通过承诺，双方建立了委托合同关系。二是该法院并未将希贵启豪公司作为所有权人出现在强制执行的买卖关系之中，而将自己视为所有权人进行交易，买卖合同中也没有希贵启豪公司负责人签约。三是该区法院没有在确认成交书中签字。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整个拍卖行为是完全按市场交易运作的，它的司法性质已只有背景意义。由此，本案不属国家赔偿法调整。退一步讲，该区法院按强制执行的司法行为正规操作将希贵启豪作为卖主，公正拍卖公司作为协助执行的单位，发生朱某蒙受本案损失这种情形，朱某若要申请国家赔偿也值得商榷。因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1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朱某遭受的损害，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对判决、裁定及其它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情形，该区法院执行法律文书本身既未有误，也未违法造成申请人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被执行人希贵启豪公司损害。
　　第三，笔者认为朱某起诉拍卖公司有法律依据，《拍卖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买卖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向拍卖市场追偿。《拍卖法》第40条规定：买卖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拍卖纠纷案件。因此，应该用有关规范拍卖行为的法律进行调整。无论是适用旧的《拍卖管理办法》，还是适用新的《拍卖法》，朱某的诉讼都是有法可依的。
　　朱某在蒙受巨额损失后，起诉公正拍卖公司符合他本人的初始认识，也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这一合同基本理论。“合同相对性原则”就是合同作为契约关系只在当事人双方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在纠纷发生后，只能就对方进行诉讼，它衍生的一个重要原则称之为“当事人为自己一方的第三人的过错承担责任的原则”，它是由违反合同民事责任从广泛适用“推定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演变而来的，确定这一原则，不仅出于切实保护受害人的目的，而且也是为加强合同的严肃性，要求签订合同的当事人要对保证合同履行的条件给予必要的注意，其中就包括对来自第三人影响合同履行的因素的选择和预防。由于第三人的过错原因使合同不能履行，事实本身也说明了当事人注意的欠缺。本案中公正拍卖公司作为合同中的卖方，虽不承担过户责任的主要义务，但在相对人起诉他时，就无法回避首先承担责任这一现实。
思　　考
　　关于本案法院强制拍卖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它的审判活动不是商品交易，它的强制执行活动是司法行为，一般不具可诉性，这是无疑的。但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它作为民事主体的可能性。本案中该区法院在实施强制拍卖过程中，将强制执行权转化为所有权人行使物上的权利，视自身为民事主体将房产委托拍卖公司与朱某发生合同关系。从交易的主体、环节上讲是平等民事主体的商品交易行为，应属民商法调整。笔者认为，正是该区法院不正确操作，导致自己角色换位，其行为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公正拍卖公司在首先承担责任后，有权起诉向该区法院追偿。从这一案件中，有两条值得我们思考：一是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权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程序规定，不能将自己的司法行为转换为商品交易行为。二是随着强制执行活动特别是人民法院行使强制拍卖权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最高法院应加大司法解释力度。建议最高法院起草《强制拍卖法》时，将拍卖、变卖活动完整、规范地纳入司法程序中。其中，规定人民法院要成立拍卖、变卖小组，它可以聘请专业人员或拍卖公司进行拍卖、变卖程序性活动，其效力归受于人民法院，还要明确人民法院在强制拍卖过程中对查封、扣押物没有所有权，只有强制所有权人处分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今后类似纠纷的发生。
　　关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与诉讼第三人制度的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与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立法目的均在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由于这一原则和制度在立法上虽目的相同，但在适用上却有为不正当行使司法权而随意运用之嫌，实践中已有因为地方保护主义而滥列第三人的先例。随着合同法的实施，这种适用上的选择性将更大，本案分歧的第三种观点就是这种随意性的体现。笔者认为，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对诉讼第三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矫正，即为了实现市场交易的效率。在审理合同关系的案件当中，应按严格责任原则，一般情况下，法院除为实现判决执行顺利和第三人主动申请，不宜主动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此外，也不应将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其它不属合同纠纷类型的案件中加以滥用。就本案而言，在原告没有起诉该区法院的情况下，法院依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判公正拍卖公司负责是符合这一原理的。
　　关于国家赔偿法中法院司法赔偿的范围。本案中笔者不同意适用国家赔偿，一是基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二是基于对国家赔偿法立法含义的理解。那么这种理解是否正确呢?我们不妨作一假设，如果本案中该区法院强制希贵启豪作为卖主与竞买人朱某签订买卖合同，而因该法院未及时协助过户造成朱某损失的话，可否认为该区法院对判决执行错误，造成了损害呢?如果认为其未予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属违法行使职权的话，那么本案中分歧第四种意见是成立的；如果不成立的话，那么第五种意见亦有理了。因此，为避免歧义的产生，建议最高法院对有关司法赔偿的具体范围作明确的司法解释。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