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城市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市政发〔2012〕70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西安市城市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细则》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西安市人民政府
　　二○一二年七月六日



　　西安市城市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执行《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加强城市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我市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预防安全事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城市公共经营场所（以下简称公共经营场所）是指：在本市辖区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剧院、录像厅、舞厅、卡拉OK厅、音乐茶座、游艺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宾馆、饭店、酒家、餐馆、招待所等公共餐饮住宿场所；酒吧、网吧、氧吧、咖啡吧、美容美发厅、足浴室、棋牌室、洗浴等公共休闲场所；体育馆、保龄球馆、台球馆、健身馆、旱冰场、射击场等体育运动健身场所；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对外营业场所；商场、集贸市场、证券交易场所等营业场所；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幼儿园、学校、医院、图书馆、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
　　第三条 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管理实行政府属地监管与部门监管相结合的机制。
　　第四条 全市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指导、协调和监督政府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依法组织查处公共经营场所安全事故。
　　第五条 各级政府商务、文化、体育、旅游、教育、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部门的职能职责，对本辖区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生产实施行业监督管理；公安、消防、质监、建设、市政、环保、工商、城管、交通、电力等部门分别对公共经营场所单位安全管理实施专项监督管理。
　　第二章 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生产职责
　　第六条 公共经营场所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对本场所（单位）的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第七条 公共经营场所经营单位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加强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度，完善安全条件，确保生产、经营活动安全。
　　第八条 公共经营场所从业人员超过3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30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委托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关专业技术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前款所称从业人员包括本单位的职工和在本单位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其他人员。
　　第九条 公共经营场所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有关经营许可，且在开展经营活动前，须经公安消防部门消防验收（检查）合格。
　　第十条 本细则所列的公共娱乐场所、公共餐饮住宿场所、公共休闲场所、公共体育运动健身场所不得设置在文物古建筑、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建筑物内。已经设置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要会同文物、文化、工商、公安等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一条 实行租赁承包或委托经营管理的公共经营场所产权单位，应当认真审核承租者或经营者的有关资质，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
　　第十二条 公共经营场所产权单位要与经营者（承包者）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
　　第十三条 公共经营场所由一家经营者整体租赁承包的，经营期间安全工作由该经营者负责；有多家拥有产权或者有多家租赁使用的，由产权单位或租赁使用单位组织协商，确定由一家单位负责整体建筑内经营场所的安全管理。
　　经营使用者对各自经营使用范围内的安全负责，并配合产权单位或委托的统一管理单位做好相关安全工作。
　　第十四条 公共经营场所应当建立安全工作例会制度，定期研究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制定有效的安全生产措施，并对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五条 公共经营场所应当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制度，对本单位容易发生事故的部位、设施，明确责任人员，制定并落实防范和应急措施；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应当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资金，及时进行整改。
　　第十六条 公共经营场所应当在每日营业开始前和结束后，对营业区域进行全面安全检查；营业期间每2小时至少进行1次安全巡查，检查和巡查应当做好记录。
　　第十七条 公共经营场所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十八条 公共经营场所中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饮场所、公共休闲场所、公共体育运动健身场所应设置在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建筑内的第一层至第三层的靠外墙部位，不得设置在地下第二层及第二层以下；已经核准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的特定要求。
　　设置在地下一层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地下一层地面与室外出口地坪的高度差不得大于10米，一个厅、室的建筑面积不得大于200平方米。
　　（二）应当依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设置防烟、排烟设施。
　　（三）应当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对设置在四层及四层以上和地下一层且一个厅、室的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有关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限期加以整改。
　　第十九条 公共经营场所严禁使用钢瓶液化石油气。
　　第二十条 公共经营场所应确保使用的电梯、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标准，并按规定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和维护保养。
　　第二十一条 公共经营场所的特种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第二十二条 公共经营场所设置的电源线路应当符合国家标准；临时用电线路应当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电气设备应当安装漏电和过载保护装置。
　　变配电室应当安排专人负责，在变配电室内不得存放危险物品和其他杂物。
　　第二十三条 公共经营场所应当按照消防安全的要求，保证安全出口的畅通；不得封闭、堵塞安全出口；安全出口处不得设置门槛。疏散门应当向疏散方向开启，不得采用卷帘门、转门、吊门、侧拉门，门内和门外1.4米范围内不得设置踏步。在从事营业、经营活动时不得将安全出口上锁、堵塞。
　　第二十四条 公共经营场所的安全出口数目、安全疏散距离、疏散门和疏散通道的宽度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安全出口应按照有关规定设置显著指示标志，指示标志应当能够在断电且无自然光照明时，指引疏散位置和疏散方向。
　　第二十五条 公共经营场所内落地式的玻璃门、玻璃窗、玻璃墙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当明显，保持完好，便于公众识别。
　　第二十六条 公共经营场所的库房设置、设施应当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电气设备应当符合防爆要求。
　　第二十七条 公共经营场所不得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第二十八条 设有集中收银区的超市等商业零售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收银区设置无购物出口，并设置明显标志。
　　第二十九条 国家实行强制性体育服务标准的体育运动健身场所，应当配备持有相应运动项目执业证书的从业人员，方可对社会提供服务。
　　体育运动健身场所应当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器材，并在显著位置设置相应的使用说明和警示标志。
　　第三十条 公共娱乐场所的出入口、主要通道应当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并保证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在营业期间正常运行，不得中断，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留存30日备查。
　　电影放映单位、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有固定座位的区域，不得增设临时座位。
　　第三十一条 文化娱乐场所与商场等单位设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文化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应当保证通往建筑物外的疏散通道畅通，并在商场等单位营业结束后安排工作人员指引人群疏散。
　　第三十二条 旅游饭店应当在客房、会议室等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置中英文对照的逃生疏散指示图；在客房内设置安全须知等安全提示标志或者资料、设施。
　　第三十三条 公共经营场所进行装修、维修、改建等施工作业活动，产权单位或承租人应当选择有相应施工资质的单位进行，并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安全责任，同时报当地公安消防、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
　　第三十四条 公共经营单位不得在营业时间内对经营场所进行电气焊、油漆粉刷等施工维修作业。
　　第三十五条 公共经营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接待人数不得超过额定人数，当接近最大额定人数或者人员相对聚集时，应当采取有效的控制和疏散措施，确保安全。
　　公共经营场所的最大额定人数，按照相关规定、标准、规范执行。
　　第三十六条 公共经营场所应当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预案应当包括应急救援组织、危险目标、启动程序、紧急处置措施等内容。
　　应急救援预案应当每半年至少演练1次，并做好记录。
　　第三十七条 公共经营场所在经营场地举办展览、促销、演艺等大型活动，要制定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并报有关部门备案。活动举办期间，应当落实各项安全措施，配备足够的专职安全工作人员维护现场秩序。
　　第三十八条 公共经营场所负责人应当掌握应急救援预案的全部内容；其他人员应当能够熟练使用应急器材，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的位置以及本岗位的应急救援职责。
　　第三十九条 公共经营场所应当设置能够覆盖全部营业区域的应急广播。
　　第四十条 公共经营场所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当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组织人员疏散，防止事故扩大，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章 公共经营场所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市级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辖区、本部门、本行业公共经营场所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
　　第四十二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要将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管理工作纳入本级政府工作目标，加强对辖区内公共经营场所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
　　第四十三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要建立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协调解决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并定期组织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要实施政府挂牌督办。
　　第四十四条 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履行公共经营场所的监督检查职责，经常性的开展安全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依据职责及时查处或上报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有关部门。
　　第四十五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要加大对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和事故救援、处置技能。
　　第四十六条 市级各部门要明确与各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对公共经营场所安全监管权限的职责划分，对已明确下放和委托的行政执法权，要尽快办理相关手续，充实整合执法力量，确保监管到位。
　　第四十七条 各级公安、工商、质监、商务、文化、卫生、教育、旅游、体育、建设、市政、交通等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经营必须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谁发证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公共经营场所的安全监管。
　　第四十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公共经营场所注册登记审验工作，严厉查处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经营场所。对已取得营业执照，但未按规定取得其他从业资质的，要及时报送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第四十九条 消防部门要认真组织开展公共经营场所消防设施验收，依法对经营场所消防制度、消防通道、消防设施、消防器材等进行监管。
　　公安派出所应加强对“九小场所”的消防安全监管。
　　第五十条 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燃气经营活动和使用环节的安全监管，特别要加大对违法使用钢瓶液化气和非法经营液化气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
　　第五十一条 质监部门要加强公共经营场所电梯、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及操作人员从业资格、燃气充装单位的安全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
　　第五十二条 各级公安、工商、质监、商务、文化、卫生、教育、旅游、体育、建设、市政、交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对本行业公共经营场所的安全生产工作以及容易发生事故的设备、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违法行为及安全隐患要依法查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积极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五十三条 公共经营场所违反本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第五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将公共经营场所安全工作纳入对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市级部门的年度目标考核；对发生较大以上公共经营场所安全事故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行业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处理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2012年8月6日起施行。

市政发70.gd

http://www.xa.gov.cn/zwgk/content/content_zwzy4201484_1.htm
法学院校中的法律伦理培养
郭兰英

摘要：文章提出高等院校法学教育应包括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法律技能训练和法律伦理教育，其中法律伦理教育是灵魂。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之中，法律伦理教育缺失，最终导致我国法治的伦理危机。作者进一步论证了我国法学教育中开展伦理教育的深远意义和路径选择。
关键词: 法学教育;法律伦理教育;路径

一、中国高等法学院校法律伦理教育之检讨
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在立法、行政执法、司法适用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立法中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执法中的国家本位和执法者个人恣意,众人所指的司法腐败。所有这些都严重背离了法律价值的最大化,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和终极关怀,法律成为游离于人之目的之外的治者工具,甚至连法之真——法律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都无从谈起。法律本应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动摇,法律的尊严受到了挑战。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法律伦理的缺失问题,使法律面临伦理危机。
从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来看,应重视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问题在法学教育研究中也开始受到关注。大学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其中的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起两方面的重任:一是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二是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正如徐显明教授所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
遗憾的是，现在法学本科法学教育退化为“普法教育”，大学学习仅仅是进行了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有限的法律技能训练，而法律伦理教育是缺失的。我国高等法学教育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之中，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法律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的确应该受到我们法律教育者的关注。只有法律学问而缺少社会常识, 那是满腹不合时宜, 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即不能算是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 社会常识, 而缺少了法律道德, 那就不免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 并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俱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
二、 在法学院校开展法律伦理教育的意义
我们的法律教育依然是一种知识教育，而不是一种技术教育，我们的法律教育所倡导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样”，而不是倡导“如何使法律成为什么样的。”我们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没有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剖案例的能力，我们的法律教育也许教给学生诸多的法律解释的概念，但却没有教给他们使用法律解释的技巧。因此在我国高等法学院校开展法律伦理教育是很迫切的。
（一）有助于培养我国法律共同体的形成
我国的法治秩序正在建构之中，同样需要一个专业化的法律家集团，一个有着共同法律话语、共同的法律知识、共同的法律信仰、共同的法律思维方式、共同的职业伦理特性和共同精神气质的自治的法律家共同体。法律职业是定分止争、守护社会正义的一项职业活动，因此它对从业者——法律家的伦理要求是高标准的。法律家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理应成为高位等级伦理的践履者，这是由于他们的伦理状况关乎法律制度是否健康、关乎社会正义的目标能否实现之故。
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却恰恰忽视了对未来法律家的法律伦理教育，从课程的设置上看，绝大多数法学院校还未曾把法律伦理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来开设，而作为通识课的“大学生思想品德课”不能体现出社会对法律家高标准伦理要求的特点，法律伦理被看成是与专业课毫无关系的内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处于悬置状态，法学教育成为单方面的知识传授。实践已经证明，单方面的知识传授无论如何丰富，都不能说是成功的法学教育。
正如孙晓楼先生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作的规划中指出的，“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上的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所以，法学教育必须同时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型塑过程。通过法学教育，一方面培养未来法律家的职业崇高感，使他们深刻领悟法律职业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更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力量，为法律的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是每个法律学生应有的品格；另一方面培养未来法律家的历史使命感，使他们把法治作为一生的追求，为建构法治秩序做出应有的努力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有助于防治司法腐败，重塑司法权威。
司法是法治社会中极富实践性的环节,是连接法律和社会生活的桥梁,司法的结果和状况集中体现着法治的实践形态。如果没有高素质的法律职业群体,再好的法律和制度都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不可能实现其公正的目标。史尚宽曾认为:“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弊,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犹为重要。”当前司法腐败现象的广为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现有法律职业群体的伦理素质的缺乏。司法现代化固然需要完善的法律,但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只要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不能正确对待法律和制度上的缺陷,就无法根本改变司法现状。
如果法律职业群体没有科学的司法价值观、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和持久的道德意志力,就难以保证其能始终如一地抵御社会压力和利益诱惑;如果法律职业群体一味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从而导致司法腐败,丧失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因此, 要解决司法腐败问题, 根本出路是设计合理的制度, 提高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使得法律工作者相信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分子,使得每个法律工作者都极度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和荣誉。
（三）为法治建设提供道德保障。
法治建设乃是良法体系的运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良法的创制具有逻辑开端的意义。而要确保所创制的法律为良法, 就必须以道德价值体系引领法之创制, 并且努力追求所创制的法律从形式到实质都具有合道德性，必须担负起为法治进程提供价值导向和设定伦理路径的时代使命。
法治蕴涵的“真”、“善”、“美”对于法律职业人而言, 无疑是法治国家中的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和道德底线, 但仅仅于此是绝对不够的。既然“法治实乃法律职业人之治”, 那么法律职业人必然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特殊性的职业道德素养。试想, 如果一个对蕴涵着人权、民主和普遍正义等道德价值的良法缺乏真正信仰的法学家, 能够不畏权贵而敢于拒斥“恶法”流弊么?一个没有深邃地体悟法治精神、原则的法官或检察官能够做到独立而公正地适用法律弘扬正义么? 一个没有对人的生命尊严与价值怀有真诚的敬畏而负责的道德信念的律师能够为“他者”的权益而勇于“铁肩担道义”吗?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法律职业人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法律职业伦理”是提升我国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 促使法学尽快走出“幼稚”的尴尬的应然取向。我国经过20余年的法学以及法制的重建与发展,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 法学“幼稚”与“司法腐败”的现实表现, 使人不得不认真检讨这表象之外的因素———法律职业人包括道德品质在内的整体素质不高是其重要原因。处于经济高度增长社会生活剧变期的中国, 急迫地需要促进社会生活规范化的法治资源( 包括法学思想与法律制度) 的有效供给, 法学家、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等法律职业人自当承担起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于形形色色的“以权压法”、“以钱诱法”与“以情融法”引致司法活动失去公正性的法律职业人是不能以法制不健全而推卸责任的。事实上, 法律职业人普遍地欠缺法治国家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倒是直接因素。这远比学养不够及制度不完善更为关键。所以, 惟有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的整体性提升, 我国当前的法学和法治窘境才有改进的可能性。
“法律职业伦理”有助于矫正我国法律职业人自主化成长过程中, 在“技术理性”遮蔽下的“极端自利化”趋向。因此, 通过强化法学伦理素养而抑制职业技术专长的非道义化倾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尤其是对正处于从人治的传统社会向法治的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 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道德全面重建中的紧迫性, 无论人们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三、我国高等院校开展伦理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必须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传承民主主体价值
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 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 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
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 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他的优秀文化,自己民族的根扎得越深, 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这就是说, 当代中国高等院校开展法律伦理教育时, 要自觉地实现与作为传统中华文化主体的孔子和儒家思想相衔接、相结合。“ 修己” 、“ 内圣” 不仅是“ 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 , 即“ 道德风尚的倡导” 的核心, 而且也是“ 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 , 即“ 法治国家的民主” 制道德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当前我国“社会法律精英” 的大量腐败堕落现象, 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必须承认, “ 修己安人” “ 内圣外王” 的民族主体价值传统的丧失, 特别是这一传统在“ 社会精英” 阶层中的丧失,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代开放、平等、多元社会的法律伦理结构应当包括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三个基本要素。其中, 得到普遍承认的底线伦理处于基础地位, 经过民主商谈达成的共同信念处于中心地位, 源远流长、开放常新的各种终极关怀则处于反思地位。正是它们之间的积极互动形成了当代社会的合理道德结构。底线伦理发展为明确论证国家、公民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范论, 共同信念发展为深人探讨事关公共生活重大问题和复杂难题的应用伦理学, 以保障公民权利, 并要求其承担起相应的义务, 这两种要素更多地与“健全完备的政治法律制度”制度道德性相联系。终极关怀则主要发展为倡导深刻、自觉的义务感的德性论, 促使公民把个体小生命融人整体的大生命之中, 它更多地与“ 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系统” 公民德性相联系。这就是说, 在当代这种包括三维异质要素的道德结构中, 形成于“ 立足传统的道德根基” 和“ 传承民族的主体价值”基础上的道德观念, 主要是一种特殊的终极关怀, 即一种儒家式的, 倡导深刻、自觉的义务感的法律伦理。
（二）建立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良性互动, 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伦理化取向
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治国家建设经验看来, 一般都非常强调法律职业人的法学教育背景, 即受过大学法学院的正规教育。在“ 扬弃” 应试教育倡导素质教育的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 法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法学教育显然不能围绕侧重实务的司法考试的“ 指挥棒” 转, 但也不应否认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因此, 如何实现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有机结合, 以强化法律职业伦理培养, 是我国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律职业共同体道德素质培育的基本方向。譬如, 在合理设置法学教育课程强化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改进法学教育方法使其务“ 实” 而创新的同时, 应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 实现法律职业人“ 技能” 与“ 德性” 的同步发展。“应当在法律院校中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 使其掌握如何在将来的职业实践中保持职业操守与职业廉洁性” ,以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我国的司法腐败现象, “无不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把握好法律教的职业性特点, 忽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得司法职业队伍缺乏法律职业教育的共同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
（三）创新教学方法，克服学院式教学模式的缺陷
学院式的法律教育以课堂讲授为主，以案例教学为辅的教学方法。 “大课讲授”是我国大学中最基本的授课形式。在我国,尽管学界对课堂授课法的垢病颇多,但它却是我们离不开的最基本教学方法。课堂授课法最利于向学生传授一套概念化、学科化、体系化的理论知识,它富有效率,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传授一个概念、一个体系，但是他忽视学生法律伦理的教育。在我国高等院校，课堂授课法的主导地位是很难改变改变。
在具体的教学方法应用上,可根据课程性质、内容和特点的不同以及教师个人素质能力的特点,采用课堂讨论式、辩论式等教学方法,重在提高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通过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实践性法律教学方法,在提高学生的伦理认知能力的同时,重在提高学生的
伦理行为能力。无疑,诊所法律教育对课堂授课法等传统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挑战,其实,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课堂授课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把关于法律的理性的知识灌输给学生,经过学生的理解、掌握、内化到学生的意识和思维中去。而诊所法律教育的功能在于培养学生作为法律人的理性,通过踏踏实实地处理完一个真正的案件,不单单是巩固了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其解决实际问题诸如事实调查、交流、辩护、谈判、诉讼等方面的能力,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正义感,这些东西在课堂上是没法学习和掌握的。
但是这种教育模式在我国要想扎根结果还面临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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